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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開了一間雜貨鋪,丈夫又臥病在床,家境並不寬裕。
美穗子離開洪河漕村一個多月後,我又來到這裡尋訪父親的足跡。想起父親與美穗子的故事,想起我們兩家的交往,並由此聯想到曲曲折折的中日兩國關係,真是感慨萬千。60年過去,彈指一揮間,這段穿越了歷史時空的戰地插曲,隨著時光流逝並未減弱,也許它還會感動更多的人。
說到這裡,我還要誠摯地感謝一個人——著名攝影家沙飛。沒有沙飛,就不會有那3張照片,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故事。是沙飛,為歷史留下了久遠的見證。
沙飛最早是上海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1936年認識魯迅後,他用照相機記錄了魯迅逝世前十幾天的活動和最後的日子,《魯迅先生遺容》等一組珍貴照片,讓世人知道了沙飛,也使他屢遭反動當局的迫害。抗戰爆發後,沙飛攜帶攝影器材,毅然奔赴華北前線,隨八路軍115師採訪。父親便與他認識了。他拍攝的許多生動感人的照片,令父親對他大加讚賞。五臺分兵後,沙飛願意留下來,更讓父親對他厚愛有加。他向父親提出,要求參加八路軍,父親當即批准,任命他為軍區政治部的專職攝影記者。不久,他創作了具有廣泛影響的《挺進敵後》《塞上風雲》《沙原鐵騎》等優秀作品,引起轟動,奠定了他作為革命攝影家的歷史地位。
1937年底,晉察冀軍區創辦《抗敵報》,雖然沙飛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但父親還是破格任命他為報社副社長兼編輯科長。沙飛不僅把報紙辦得圖文並茂,他還深入前線,拍攝了大量照片,使更多的人認識了晉察冀邊區。
百團大戰打響後,沙飛跟隨一分割槽楊成武部親抵前線採訪,拍下《圍攻井陘礦區》《工兵爆破井陘礦區》等戰鬥場面。這些照片後來都成了珍貴的歷史瞬間。這時,父親得知沙飛去了前線,為他的安全擔心,著人通知他趕回來,隨指揮部行動。事情就是這麼湊巧,沙飛趕到洪河漕村,恰逢父親派一位老鄉去石家莊送兩個日本小姑娘,他被眼前意想不到的場面深深打動,敏銳地抓拍了《將軍與孤女》(即後來中日兩國間廣為傳頌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以及《被八路軍營救的日本小姑娘》《聶榮臻派人把日本小姑娘送交日軍》等一組照片。沙飛當時就預言道:“這些照片,現在不算什麼,30年後,會發生作用的。”
父親非常關心沙飛的家庭生活。父親在延安參加整風期間,偶遇沙飛的前妻王輝,得知他們1936年由於誤會而離婚。父親支援他們破鏡重圓。同時在周恩來、鄧穎超和我父親的共同關心下,沙飛明確表示願意復婚。1945年6月,王輝在延安中央黨校畢業後,在父親的關照下分配到晉察冀工作,二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父親從延安返回晉察冀後,想到沙飛的兩個孩子仍在延安學習,沙飛已經8年沒見孩子,非常想念。於是就拍電報,請還在延安的母親和軍區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晉察冀時,順便把沙飛的大兒子王達理、大女兒王笑利從延安帶到張家口,使他們父子團聚。從此,沙飛一家成了我們家的常客。
我從上海輾轉回到張家口父母身邊後,沙飛帶著全家來我們家串門,我清楚地記得,沙飛一進門就說:“恭喜!恭喜!祝賀司令員找到女兒,這真是個大喜事兒呀!”父親抿著嘴笑。母親高興地說:“彼此彼此,你們一家不也團圓了嗎?”兩家人都沉浸在歡樂中。
十分遺憾的是,解放戰爭後期,沙飛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現了問題,住進石家莊和平醫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晉察冀推行的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種慘烈的場面一直讓他如入夢魘。醫院有一批國際友人從事醫護工作,沙飛對醫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終於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開槍打死了為他治病的日籍醫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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