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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條和對國有制的崇拜。

當然，這些即將發生的事實都已是孫冶方所無法看到的了。

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變化，讓吳敬璉和他的同事們既產生了巨大的亢奮，同時也陷入了空前的迷茫。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國家的面貌日新月異，復興的列車已經轟轟開動；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困難層出不窮，而我們在經濟理論上的準備卻顯得那麼蒼白，“蘇聯模式”的破產、孫冶方經濟理論的碰壁，以及對東歐改革經驗的揚棄，意味著中國經濟改革將走向一條充滿了冒險氣息的陌生道路。

可是，何去何從，路在何方？

1981年5月，在送走錫克之後，吳敬璉等人深感要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理論上的貢獻，需要尋求較之“政治經濟學”更堅實的基礎。他們一邊協助孫冶方整理書稿，一邊向經濟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國家學習經濟學。他們的請求得到了批准。1982年年底，趙人偉去了英國牛津大學，1983年的1月，吳敬璉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前往新古典經濟學的重鎮—美國耶魯大學。

是年，他已經53歲。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孫冶方在北京去世。當週南在電話裡把這個訊息告訴大洋彼岸的吳敬璉時，他緊緊地握著話筒，著薄薄的嘴唇，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是繼顧準去世之後，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導師。孫冶方把身後的學術文稿整理工作交給了他們這些晚輩，而他卻深深知道，這條學術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傾注了一個卓越生命的全部熱情與時光的結論竟是“此路不通”。

窗外，美國東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內心卻黯淡到了極點。

為“商品經濟”翻案（1）

風塵僕僕的吳敬璉歸國，前腳剛踏進北京的家門，後腳，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馬洪就來了。

馬洪（1920~2007年）是當代改革史上一個十分傳奇的人物。他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早年深得東北局書記高崗的信任，29歲時就出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東北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當時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輕幹部叫*（1928~），朱自1951年秋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即到馬洪手下工作，23歲時被任命為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1952年，高崗被任命為統管經濟工作、號稱第二政務院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32歲的馬洪被任命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秘書長，權重一時。

兩年後的1954年，高崗與饒漱石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高崗自殺，馬洪遭到撤銷黨內外所有職務的處理。後來，他被薄一波招到國家經委研究室工作，經常參與經濟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組的活動，與吳敬璉自此多有交往。1977年年底，馬洪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工作，並於次年初擔任副院長兼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調進工經所，任工經所國內室主任。1979年7月，陳雲領銜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組建了四個調查小組，是為體制組、結構組、對外經濟關係組和理論方法組，馬洪主管結構組，其中的成員就有吳敬璉。後來，以結構組為基礎，成立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

馬洪對宏觀經濟管理和工業經濟非常嫻熟，曾參與多箇中央經濟檔案和戰略規劃的擬定。他寫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一書（主編陸斐文、馬洪、桂世鏞，三人共用一個筆名“馬文桂”）是“*”期間發行量最大的工業經濟教科書。1982年，他出版專著《中國經濟調整、改革與發展》。也是在這一年的6月，馬洪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同時兼任國務院副秘書長，1985年起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