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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國玉如今兒孫滿堂，住在老家重慶墊江縣。從小到大，她第一次出遠門就是被特務從墊江押送到重慶，關進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訊息傳進渣滓洞，牢裡的姐妹們有了新的話題。“我們常常一起討論，新中國的生活該是什麼樣兒啊。有人說，咱們女同志應該有花衣服穿。有人馬上就添上一句，應該有兩件，可以換洗。”說這話時，盛國玉她們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後都畫著個大叉叉，難友們叫它“叉叉服”。

“喜訊在渣滓洞傳得很快，有人樂觀情緒多起來，覺得我們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跟盛國玉是老鄉，當年一起被捕，一起被關進渣滓洞。這位87歲的老人還記得：“那個時候，樓上的人就喊我們貢獻些材料，說是要給新中國建設出主意。樓上好像還專門成立了個設計小組，王敏是起頭人。”

這些長年堅持地下工作的人們心裡高興啊！以後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偽裝、提心吊膽地隱蔽了。在這個心願實現之前，鐵窗下的革命者暫且把熱情化作條條建議。“齊亮還提出，新中國要向蘇維埃學習，所以鼓勵我們學俄文、學英文。”傅伯雍回憶說。

但是，勝利與犧牲可能同時到來。這一點，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們準備死，但不放棄生的希望。

關在白公館的國民黨愛國將領周從化認為：“……如果有人帶信出去，並且領路和說明情況，就可以有相當武裝力量突襲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館和渣滓洞，保全幾百個幹部……”白公館的“黨員核心”陳然、劉國鋕等人反覆研究後，決定讓羅廣斌去請求“自新悔過”，尋找出獄的機會，以便與黨組織和周從化將軍介紹的武裝力量取得聯絡，對兩座監獄的人員實施營救。

羅廣斌本來不樂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苛求自己做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自傳中寫道。

深受難友們敬重的老黨員譚沈明來給羅廣斌做工作：“我們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要求忍辱負重。”他說服了羅廣斌。獄中共產黨員又用書面形式為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出獄的問題做了說明。但等到將羅廣斌出獄後的聯絡方法、突襲營救方案和時間都確定下來時，已經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從獄外組織營救，時間恐怕來不及。這個計劃最終沒有實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衝出去？白公館關著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過思想工作。解除他們的武裝，衝出白公館比較容易。但是，白公館周圍還有一個警衛連，與他們作戰就很困難了。即使白公館越獄突圍成功，渣滓洞裡關押的革命者怎麼辦，敵人會不會把他們當做人質而全體槍決？手無寸鐵的人們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這個辦法也行不通。

曾讓羅廣斌出獄求援（2）

在這種興奮與焦慮、希望與擔憂交織的氣氛下，一位名叫許曉軒的老黨員站了出來。他要求難友們穩定情緒，開展討論，為已經取得政權的黨提出建議。如果有人能活著出去，就把這些建議彙報給黨組織。

而此刻，人民解放軍已在北起長江、南至湘桂黔邊境的千里戰線上，開始向大西南發動強大的攻勢。1949年11月22日，解放軍突破白馬山防線，直逼重慶。11月24日，解放軍開始總攻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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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鳳下令“清理積案”

重慶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樂山的監獄裡有了一種異樣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來牢飯，總要“意味深長”地念叨兩句：“吃吧，你們快點吃吧，吃不了幾天了。”在白公館二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