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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文場”，表示愛玲已成“胡記”。

自此以後，往返甚密，有一時期張胡皆輟筆，蓋正戀愛白熱化耳，一天胡蘭成佯言將赴南京公幹，須三四日方返滬，由其妻（亦非正式者）伴送上火車，午後其妻往遊兆豐公園，陡見池塘暗柳之下，乃夫正與一女郎相偎而坐，情語喁喁，當時醋性大發，疾趨上前給該女郎兩記耳光，蘭成窘狀莫名，該女郎即張愛玲也。一場醋打，鬧得遊人大大驚笑不已。

張愛玲經此侮辱，決心與胡婦以報復，歲月易逝，不上半年，遂有胡蘭成夫婦脫離關係之啟事刊登各報，而胡張戀愛成功之訊息亦傳遍文化圈中。

勝利後，胡逆潛匿，而張則改弦更張，琵琶別抱，正埋頭寫作，以求新的如意郎君，實一附逆未遂之女“作家”。（《大公報》）

張愛玲研究論爭綜述

概說

張愛玲研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一個熱門文學現象，也是繼“紅學”、“魯學”、“錢學”之後的又一門顯學。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中，由“張愛玲現象”引起的各種討論和論爭，無論在海外還是在八十年代以來的大陸文學界從來都沒有停息過。本文重新審視“張學”研究過程中的各種論爭，力求對這些不同的聲音做出梳理，再現張愛玲研究歷史上不同觀點的交鋒。這些不同的觀點，既有學理上的冷峻闡發，也有感性筆墨的溫情著筆；既有瀰漫著濃郁歷史感的憤怒記憶，也有“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自信闡述。把這或推崇、或批評、或別有幽懷、或滿腔感慨的文字綜合在一起，也許能給人一個真正多樣性的、血肉豐滿的張愛玲。

在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關張愛玲研究的論爭中，主要出現了四個方面的不同觀點交鋒。第一次交鋒發生在“張愛玲現象”的締造者和張愛玲地位的奠定者夏志清和臺灣文評家林柏燕之間。爭論的焦點主要是關於張愛玲的文學史地位。對於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定位，以夏志清為首，包括水晶、王德威等人在內的研究者都持充分肯定的態度。尤其是夏志清，幾乎將張愛玲的地位提高到一個（現代文學史上）無人能及的地步；持相反觀點的主要是70年代臺灣文評家林柏燕和王拓。他們的反對觀點主要體現在《從張愛玲的小說看作家地位的論定》和《從另一個角度談張愛玲的小說》兩篇論文中。

第二次交鋒發生在張愛玲研究專家唐文標和臺灣作家朱西寧以及王翟、銀正雄之間。唐文標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他的《張愛玲研究》和《張愛玲雜碎》兩書體現了他在張愛玲研究和資料蒐集上的勤奮，但是唐文標的努力是想更全面更具體的批判張愛玲。他的批判主要在“文學功能論”和“殖民地作家論”兩個方面。對前者的反應有銀正雄的《評唐文標的論張愛玲早期小說》和王翟《看》，後者有朱西寧《先覺者、後覺者、不覺者》。

第三次交鋒發生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陸文壇，圍繞張愛玲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確定，以張泉為代表的挺張與以陳遼等人為代表的批張一方形成激烈的交鋒。雙方往來的論述文章較多，主要有張泉的《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二論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關於淪陷區作家的評價問題》、《淪陷區文學研究應當堅持歷史的原則》和陳遼的《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三大分歧》、《也談淪陷區文學研究中“歷史的原則”》、《張愛玲的歷史真是和作品實際不容遮蔽》等文章。相關的文章還有古遠清的《海峽兩岸“看張”的政治性和戲劇化現象》等。

第四次爭鳴是二十一世紀初，香港的劉再復再次針對夏志清給張愛玲的文學史定位提出質疑，並因此談到文學史書寫的基本價值取向問題。他的觀點體現在長篇論文《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夏志清對他的辯駁觀點也有自己的回應。

第一章　張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