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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1993年,全國平均每個農民交給國家稅金元,比1980年代增加了一倍。在河北農村,拖拉機車檢換本要30元,結婚登記要227元。江西的“農民負擔”有104項。山西“農民負擔”多達228項,政府辯稱,其中有114項是合理合法的。
1993年春天,田紀雲用“乾柴烈火”形容農民的不滿情緒,李瑞環在人代會上言辭懇切:“我們的一切方針必須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損害群眾利益的事,不可能長久。”
走向邊緣
“今日中國知識分子之邊緣化,是幸事而不是災難,是勝利而不是失敗。”
《讀書》1994年第1期發表的趙毅衡《走向邊緣》中說。作者接著寫道:
這個勝利的條件是:主流社會已進入技術官僚體制,因此知識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擁有傳統社會計程車大夫政治權力;主流社會已進入社會意識形態淡化時期,知識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會精神領袖;主流社會已進入經濟自動運轉的體制,因此不需要知識分子來做齒輪或螺絲釘,或歌頌物質生產。
作者提出:
要完成好這個文化職責,知識分子必須堅持邊緣化的批判,即“純批判”,實際上就是中國最早一批現代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採取的立場,即“只症病不開藥方”。
“文化不等於意識形態。紛繁複雜的文化現象,並不是只有階級內容。文化形成比階級的形成早,‘壽命’也比階級長,人類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勞動人民以及統治階級中的開明人物的勤勞創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識形態可能在歷史上曾經屬於某一階級,但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它已成為人類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階級所專有的了。”
蕭克將軍在《炎黃春秋》1994年5月號上撰文說。
中南海法制課
1994年12月9日,華東政法學院教授曹建明走進中南海懷仁堂,為中央政治局領導上了一堂法制課。此後,中央領導集體學法形成制度。
原司法部法宣司司長劉一傑回憶,當年,司法部黨組向中央書記處提出為中央領導同志舉辦法制講座。中央很快同意了。當時是關貿總協定談判正激烈的時候,司法部提出第一講講授與此相關的內容。最後,*親自圈定《國際商貿法律制度與關貿總協定》的選題。
江澤*持講座,他首先闡述了領導幹部學習和掌握法律知識的重要性。
曹建明講了一個小時,講座氣氛輕鬆。
曹建明講完後,領導人進行了討論,還向他提了一些問題。
中央領導向曹建明報以熱烈掌聲。*握住他的手說:“謝謝你,謝謝老師!”
早在1986年,中央領導就曾集體聽了一堂法的基礎理論方面的課。
1986年7月3日上午,司法部派車將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孫國華接到中南海小禮堂。田紀雲、郝建秀已提前趕到,對孫國華表示歡迎。
講課時,*非要孫國華坐在主座上,並說:“先生應當坐在主座上。”
領導們都記了筆記,不時插話、提問。
據孫國華回憶,課後,*、王兆國邀他共進午餐,大家圍坐一桌,每人一份三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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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回答
“在中國辦事不死幾個人是很難引起社會重視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讓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傑桑?索南達傑為保護藏羚羊,在無人區與18名持槍偷獵者對峙,在槍戰中身亡。可可西里零下40℃的風雪將他塑成一尊冰雕,當人們找到他時,他還保持著換子彈的姿勢,怒目圓睜。
透過媒體的報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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