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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外地幹部中流傳著一句話：“過了打鳥界，回頭拜三拜。”打鳥界是資源公路上地勢最高的一座山，也是資源與臨縣的交界處，外地幹部一旦經這裡進資源工作，就萬難調出，如能調出就是莫大的幸運，因此要拜了。開始時，我對在哪裡生活並不在乎，所以對這句話也就不以為然。可是，現在，當我在資源生活了八年半而終於走出之時，我不禁也要回頭拜三拜了。我的心情十分複雜，這三拜，第一拜是為飛出牢籠而慶幸，第二拜是與埋藏在這裡的珍貴歲月惜別，最後一拜則是深深的牽掛，敏子作為人質留在這裡了，我許下心願，一定要回來接她。

一、解凍

1978年10月，我走出廣西山溝，重返闊別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於一種令人興奮的氛圍中了。轉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凍的景象。

由於沒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暫時設在北師大校園裡，租用那裡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學系例外，在北京市工會幹校租屋辦學，地點在陶然亭公園南面。一間大教室住十二個人，每人只有一張床和一隻小桌子的空間，十分擁擠。草創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沒有辦學經驗，課程和教員都落實不了，給人以亂糟糟臨時對付的感覺。不過，這一切都不算什麼。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生活已經重新開始，我感到自己有無窮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種種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開學幾天後，研究生院黨委書記溫濟澤在北京實驗劇場作報告，把研究生們的興奮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報告中列數中國社會科學的貧困狀況，號召我們發奮改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兩萬人口的小國聖馬利諾出版了幾十卷的百科全書，要與我國交換，而我們只拿出了一本新華詞典。他慷慨激昂地宣佈：“我們研究生院是貧農，無立錐之地，可是，今後我們要讓你們每人住一間房，安上彩色電視！”須知彩電在那時尚屬稀罕物品呀。他還宣佈：“我們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而且還要不裝袋子。現有的檔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統統去掉！”我清楚地記得，說到這兩處時，全場真正是掌聲雷動，而這位天真的熱血老人自己也感動得熱淚盈眶了。不消說，他的諾言未能兌現，至少直到我們畢業，研究生院仍無立錐之地，依然寄人籬下。至於民主化的程序，也比他所想象的曲折漫長，後來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頭。當然，進展也是巨大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檔案對人的束縛越來越弱，“裝袋子”已經不再能嚇唬多少人。

11月下旬的一天，我騎車經過長安街，發現從西單到電報大樓的長圍牆邊聚了許多人，人們在看大字報。觀者最多的是一張小字報，那是一封致《於無聲處》編劇的公開信，批評這出當時大受讚揚的以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的話劇並沒有揭示事件的真實根源——毛晚年的形而上學思想。在我的印象中，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開言論。接著，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勢。幾天後，我經過歷史博物館，南邊是建築工地，只見高坡下人山人海，馬路邊停滿了腳踏車。在工棚的木板牆上，貼著一份二十來張紙的大字報。第一頁是簡短的宣告：“我們以實際行動來實踐憲法關於結社自由的規定，宣佈在北京成立啟蒙社。”署名是“貴州的幾個青年工人”。正文內容為民主和人權。這份大字報因觀點鮮明而引人注目，在當時被廣泛談論。

其後，在官方允許下，西單民主牆成為集中貼大字報的地方。那些天正開三中全會，彷彿是一種呼應，社會上思想也十分活躍，並觸及了體制問題，諸如終身制、領導人歷史和現實表現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牆前熱鬧非凡，馬路邊停放著數以百千計的腳踏車，人群熙熙攘攘，擠在前面的人高聲朗讀，其餘的人側耳傾聽，有的人在埋頭記錄。老外格外活躍，擠在人群裡給大字報拍照，或者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