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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小早最擔心的事是，他聽說系總支正在查他的曠課情況。他告訴我，一個學年曠課二十五節要開除，而他至少超過了一倍。好在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他後來因為肺病休學一年，比我低了一級，但我們的友誼持續了終身。他班上一個同學曾對我說：“在我們年級，你和小早最聰明，而你比他用功。”我知道這不是事實，小早比我聰明，也比我用功。不過，他的用功完全沒有功利的動機，所以顯得不像是在用功。無論中外書籍，他讀得都比我多，並且讀後多有輕鬆機智的議論。他身上有一種陶淵明的氣質，讀書只是享受，散淡至極，對於虛名浮利幾乎有一種生理上的牴觸。這種性格保持了一生，使得他終於成了這個喧鬧時代的一名隱士。我惋惜他的才華，有時不免勸他進取，而他始終安之若素。我的超脫是自我訓導的產物，他的超脫是骨子裡的，在他面前，我會覺得自己到底是一個俗人。

小早只比我大一歲，當時我們都非常幼稚，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學年結束前，校方讓一年級每個學生寫一份自傳，放進各人的檔案裡。我們倆為一個相似的問題發愁，我發愁的是要不要寫郭世英，他發愁的是要不要寫曹秋池。經過商量，我們決定寫，都覺得如果不寫對自己發生了這麼大影響的人，自傳就不真實了。我的自傳寫得十分抒情，抒情的重點有二，一是郭世英對我的影響，二是書籍在我的生活中的意義。這原是符合事實的，在我近十八年的生涯中，找不出比這二者更值得寫的內容了。後來我大致知道了人事檔案的性質和功能，才意識到自己的做法有多傻。

也是在期末，我們二班發生了一個所謂小凳子事件。事情本來很簡單：學校給每人發了一隻小凳子，班長的小凳子丟了，他就佔用了別人的一隻，並寫上自己的名字。班上幾個同學抓住這件事開始大做文章，旨在顛覆班級權力。他們乾得很有步驟，第一步是分頭找人談話，爭取所謂中間派。我從來不關心班裡的是非，竟也被列為爭取的物件。為首的一個江蘇人親自找我談話，很有技巧地展開攻心。他開頭就指出：“人家說你思想複雜，我看你是幼稚的複雜，雖然書讀得多，政治上卻很幼稚。”這句話說得到位，我欣然贊同。接著他問我：“你知道是誰在整郭世英？”他給我的謎底是陳老師和這些班、團幹部。這就離譜了，他大約不知道，我是瞭解一點兒內情的。談話最後落腳在小凳子事件，動員我站出來作鬥爭。可笑的是，他們還把工作做到了一班，甚至沒有放過小早這樣超然物外的人。造足了輿論之後，他們便逼迫陳老師召集班會，敦促系總支派人參加，對班長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而那位班長也就做了一次又一次檢討。不過，罷免班長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奪權的目的並沒有達到。我懷著厭惡的心情目睹了這一出爭奪班級權力的醜劇，只感到自己身處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之中。回想起世英，我不能不驚詫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差別。哪怕世英是在一條錯誤的路上追求真理，與這些人相比，也是何等光明磊落。後來我發現，在權力本位的體制下，凡人群聚集之處，都有這類爭權奪利的渺小鬥爭，而我理所當然地做了一個永遠的局外人。我喜歡那位江蘇籍同學給我的評語——幼稚的複雜，願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領域裡複雜，在社會關係的領域裡不妨永遠幼稚，或者說，永不世故。

大學第一學年結束了。在這一年裡，我經歷的事情比過去十七年加起來還多。我腦中的印象是鮮明而紛亂的，暫時還整理不出一個頭緒。對於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