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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時，與世英的交往無疑是其中最難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說，我從這一交往中學到的東西，遠比哲學系全部課程所教給我的更多，當然也更本質。如果沒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憑藉自己的悟性走上後來走的路，但是，因為青春期播下的種子比較單薄，這條路上的風景會遜色得多。對於我來說，在一定的意義上，郭世英就意味著我的大學時代，而文革就意味著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這一部分中不免要經常談到郭世英，不過將限於主要談他對我的影響。我不想在這裡講述他的全部故事，那應該是另一本書的題材。

三、世界文學的寶庫

剛開學不久，世英的床鋪上放著一本《牛虻》，我揀來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讀完了它。

“半天就讀完了？”他讚賞地說，“嘿，像你這種年紀，拿起一本書，就會忘掉一切！”

我告訴他，這並非事實，我看書時常常會走神，他搖頭表示不信。這是我們交往的開始。從此以後，他從家裡帶來一批又一批書，堆在床頭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學要進行體格檢查，我遇到了一點麻煩。校醫院的院長，一個戴眼鏡的瘦老頭，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陣以後，在體檢表上寫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診斷。他拉來兩個女醫生，讓她們也摸，她們表示摸不出來。瘦老頭堅持己見，向我宣佈：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蟲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這兩種病就得休學。他把我轉到北醫三院複查，那裡沒查出什麼名堂，他又把我轉到人民醫院，彷彿不查出兩種病中的一種就決不罷休。人民醫院在阜城門內，檢查程式又相當繁複，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與阜城門之間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從醫院出來，我都去阜內的一家舊書店，把步行省下的錢換成書，作為對自己的犒賞。世英向我建議，真休學也不錯，在北京住下自學，他向我提供書籍。最後，人民醫院沒有查出兩種病中的任何一種，瘦老頭勉強在我的體檢表上籤署了同意入學的意見。於是，在開學半個學期後，我領到了學生證，取得了正式入學的資格。

那半個學期的折騰對於我完全不是壞事，由於沒有正式入學的資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課的權利，因而能夠把大量時間用於閱讀課外書。這個勢頭一經形成，就彷彿有了慣性，在取得入學資格之後也延續下去了。事實上，在大學第一學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來讀小說了。我從未這樣痴迷地沉浸在小說中，而且恰恰是過去覺得讀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國小說。也許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節，讀《牛虻》的快樂是一個訊號，表明時候到了。世英見我喜歡讀書，便給我拿來了許多俄羅斯文學作品。我猜這也許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時迷戀俄羅斯文學，考慮到我的程度，就讓我由此入門。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釋卷，讀到很晚，經常超過了規定的熄燈時間。這引起了同寢室其他同學的不滿，終於爆發了一場糾紛。那天夜晚，我在燈下讀《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聲，不忍放下，比平時更晚了一些。一個安徽人開始譴責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嘮叨。見我不理，他從床上跳起來，衝到門口，拉滅了電燈。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燈拉亮。他憤怒了，再跳下床拉燈，抓住燈繩不放，破口罵了起來。我感到委屈，一邊還嘴，一邊眼中沁出了淚花。世英拿起一本書，拉著我說：“走，到走廊裡看。”從此以後，寢室裡多數同學決議，晚上十點準時熄燈。我那時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該妨礙別人休息的。不過，我想不通的是，他們也都年紀輕輕，為何這麼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讀書時間。時常當我讀書讀得入迷的時候，突然燈滅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著窗外月光下朦朧的景物，兩眼淚光閃閃。我痛恨那隻拉開關的手，它多麼殘酷，奪走了我的歡樂，我的時間，從我的生命線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