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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謀杜斷”。在封建社會中，他的人生道路決定了他只能做一個順臣，而非直言敢諫之臣。他與李世民早已成為了君與臣，主與奴的關係，因為這個緣故使得他不能僭越封建禮教一步，他得時時刻刻謹守為人臣之禮和本分。高處不勝寒，他得一如劉邦時的蕭何一樣時時處處小心謹慎，噤若寒蟬，以免一朝不慎為君王所不容。

但是魏徵卻不同。當房玄齡為李世*籌帷幄平定社稷之時，魏徵先是投靠元寶藏，繼而轉投李密，被竇建德俘獲後再投竇建德。竇建德為唐軍打敗後，又被時為太子的李建成招為洗馬。他還因多次勸說李建成對李世民採取果斷措施為李世民所忌恨。可以說在貞觀之前他一直遊離於李世民的權力圈子之外。他們之間還遠沒有確立君與臣，主與僕的關係。這使得魏徵有了成為一個直言敢諫之臣的特殊身份。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才與魏徵有了的第一次直接對話，當時李世民質問魏徵說：“你挑撥離間我們親兄弟是何居心？”魏徵卻回答：“太子如果早聽從了我的話就不至於落到今天這個下場了。”正是這樣的一次對話，使得魏徵以其敢說真話，違逆之語的鮮明個性而進入李世民的視野，從而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我們不妨這樣設想，倘若歷史有了其他可能性，譬如是故太子李建成做了皇帝，即使是李建成會一直重用魏徵，那麼魏徵是否能成為這樣的直言敢諫之臣？我想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他是李建成的舊臣，他的身份決定了他也只能做一個房玄齡式的宰輔之臣。

無獨有偶，唐太宗時還有另一個直言敢諫之臣王珪，他的人生經歷和政治背景與魏徵相彷彿，也曾出任故太子中舍人。玄武門之變後因受牽累被流放到雋州。太宗李世民即位後不計前嫌拜為諫議大夫，在此職位上他就曾多次強顏直諫，深為李世民所忌恨，也深為李世民所器重。王珪的一如魏徵的特殊身份也決定了他只能成為諫臣而非輔臣。

魏徵及王珪的特殊經歷給今人這樣的警示作用：盲目的愚忠，循規蹈矩，從來沒有真正的批評。一個人需要跳出從某種故有的圈子之外看待問題才有可能真正的兼“思”則明，所謂旁觀者清正是此理。

三、魏徵的歷史作用

關於魏徵的歷史作用前人論述亦多矣。我只想就如下事實談論些個人拙見。

在隋文帝時期，由於文帝楊堅之文治武功出現了開皇盛世。正是基於這一歷史事實使善於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的魏徵對唐朝的盛治懷有遠大的抱負和殷切的希望。

曾幾何李世民常常在群臣面前長吁短嘆道：“現在國家是大亂之後，真是很難治理啊！”魏徵卻回答說：“其實大亂則容易達到大治，就象飢餓的人容易餵飽一樣。”李世民雖頻頻點頭，但還是顯得有些缺乏信心，接著說道：“聽說即使是聖人治理江山也需要百年時間之久呢！”魏徵卻回答說：“這些話不是論聖人君子的。聖人治理江山上行下效，來得如同回聲一樣快，很快就能實現，是不會很困難的。”坐在一旁的封德彝則對此深表懷疑：“實際情況哪裡會象魏徵所說的這麼容易。夏、商、週三代以後社會風氣日益輕浮欺詐。秦王朝任用嚴刑酷法，漢朝採用霸術，都是想治理卻做不到，或者並不是可以治理好而沒有付諸實施。魏徵不過是一介書生，好說大話空話，恐怕要白白地耽誤國家大事，皇上您千萬不能聽他的。”魏徵聽了十分生氣，馬上反駁說：“五帝三王統治時期的人民同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同，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如果象你封德彝所說人是越來越奸詐，那麼發展到現在，人人都要變成妖魔鬼怪了，那還怎能施行德政教化呢！”魏徵的話說得封德彝啞口無言，但是心裡卻不服膺。唐太宗對此卻十分欣賞，深信不疑，並採納了魏徵等人的意見。

唐太宗與魏徵的這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