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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兵。變法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王安石自我管理的缺失和變法中的種種弊端是其主要原因。

王安石的變法之所以失敗，可以說是中層力量對上對下　“堅凝”作用的缺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可用四個詞來概括對變法的情感基調：可悲、可惜、可嘆、可敬。

可悲。首先，論變法的可悲之處，也是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王安石本人的自我管理上的若干缺失。古人言慎獨，也說過一日須三省，他的自恃才高和自律不當，使他缺少了一份足以與滿腹才華相匹配的人格魅力與胸懷氣度。體現在人們對他執拗脾氣那聲頗為無奈的“拗相公”之稱；體現在與同僚相處中對保守黨毫無調和的一概排擠和爭鬥；體現在不屑或忌憚他人的才華；體現在面臨反對的聲音進行盲目的打壓與仇視；體現在不尊重那些值得尊重的或許能夠成為改革助力的人才；體現在啟用一批善於溜鬚拍馬毫無主見或動機不純的庸才；體現在自信滿滿大刀闊斧地執行改革時忽視了必須謹小慎微的謀劃與善後。政敵遍地，無人可用，民怨亦有，這種窘境，只能讓變法舉步維艱。

其次，也是整個朝代的可悲之處，黨派鬥爭由來已久，政見不同的初衷不一定是為國為民，而是朝堂之上相互傾軋、為一己權力的拉鋸戰。文人相輕的悲哀讓同僚之間的政見有失公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同理心的缺乏。

可惜。變法的初衷確實是好的，而變革的時間正是北宋機構老化之時，改革的內容也大致合理，同時得到了掌權者的大力支援。偏偏就是一個失敗的結局，實在可惜。

歷史原本就會讓人不自覺扮演事後諸葛亮的角色，如果用今人眼光去深究，就會覺得，以王安石為參照物件，有三個層面需要考量：上層是宋神宗這一皇權的擁有者，中層是朝堂之上的眾多同僚，下層是各地方具體實施變法的官吏。

先說上層，撇開同僚之間的黨派鬥爭暫不談，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作為一個組織中的最高領導人，變法的失敗，難辭其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如同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關係（王安石與其下屬的關係也是如此），事前的溝通、事中的控制顯得非常必要。當時的宋神宗，並沒有做到兼聽來自各方面的聲音，滿朝堂上只是偏聽一相之言。支援變法是好事，但是無形中加劇了黨派之間的嫌隙與矛盾，把變革全權委託給王安石，將他推到了一個眾矢之的、風口浪尖的位置。這麼說，皇帝也同樣犯了用人不當、用人過專的錯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為一國的擁有者、變革的委託人，其實需要對變革全過程負責。

王安石變法啟示（3）

可惜的是，如果當時神宗能夠將滿朝文武作為一個系統，運用手腕使得各派力量相互制衡，軟硬兼施地維持朝堂上不同政見的微妙平衡，善於激發中層這個組織內部的力量，在派系的調和、疏導與引導中給予王安石一個安定的助力，就能夠在順勢而為的情況下推進改革的進展，或許能讓一些中肯的反對意見成為王安石變法中考慮的細節而加以防患，至少可以消解部分不必要的矛盾（一味的相信導致了中層同僚間心理不平衡引起的意氣之爭，也加大了王安石看不清自己和局勢的可能性）。

下層同樣可以作為一個組織看待，每一位官吏的自我管理十分重要，如果基層實行者都不得力，制度設計得再美好都無用。當時，官吏這層組織內部的力量並沒有很好的突顯：官吏們對績效的盲目追逐，使得青苗錢和代役金成為完成指標對百姓進行強迫的苛捐雜稅。美好的初衷與怨聲載道的結果明顯背離。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官吏的劣根性與貪慾就加薪，多出的薪水若不能使得員工有一定的滿足感，就只能是杯水車薪。“欲速則不達”，王安石急於求成地將毫無準備的官員派到各地去變法而期待成效，但他們對業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