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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夜趕工的，照那樣幹法，幾千件東西整理起來，也許比兩年要長些，你們看兩年半行不行？&rdo;臨行時，他又補充說：&ldo;所內的技術力量你們隨時用，下田野的可以調回來。我只希望能快點完成。&rdo;實際情況比我們共同估計的要複雜得多，夜以繼日，足足幹了五年才完稿，送他過目時，時間超出了一倍。我們很感不安，而他卻平靜地說：&ldo;我瞭解，實物腐朽嚴重，不容易整理，你們盡力了。&rdo;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誰又想到，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身兼國外六國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卻與世長辭了。

定陵發掘之初，他並不贊成，確定發掘之後，他卻是具體指導者，無論是初期的發掘工作還是最後的發掘報告，都凝聚著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遺體告別之後，歸途中我默默地想：與其他發掘委員相比，也許他還算幸運的，雖然沒有看到發掘報告最後成書，總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終，在發掘委員中他是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吳晗當時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主管文教事業，我的原單位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為他直接領導（後屬文化局）。他又是歷史學家，明陵發掘的發起人之一、發掘委員，對發掘當然關心備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訊》要公佈&ldo;定陵發掘簡要報告&rdo;，責任編輯徐元邦坐等索稿，我連夜趕寫&ldo;簡報&rdo;上半部，打電話報告吳晗，問他是否過目。回答很乾脆：&ldo;簡報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緊時間早日完成正式報告，我要看正式發掘報告。&rdo;我低聲答應。他哪裡知道，我第二天就要離開定陵，下放勞動，我不願告訴他。此一去何時回京，能否回來，不能預料，正式報告的事我卻冒然答應下來，真是糊塗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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