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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地位和組織、處世能力非一般人可比。當時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華出身或與清華相關的歐美系統，而葉企孫在這個系統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葉企孫被捕後，馮友蘭親筆向中央軍委專案組提供的&ldo;揭發&rdo;材料所言：&ldo;葉企孫，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說，是清華派的第二號人物(第一號人物是梅貽琦)，在清華幾次代理校務，當過理學院院長，負責清華的幾個研究所的工作，在清華有很大的影響。&rdo;馮友蘭此話大致不差，正是緣於這種其他人無法企及的影響力，葉企孫才能做到&ldo;對於學者間的糾紛，尚能公平處理&rdo;。加之葉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以此面目出現，對於各政治派別和學術利益集團的平衡，更有一種無形的親和力與說服力--這便是朱家驊請其出山的根本動機。

中央研究院總幹事(3)

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朱家驊最初實施這個計劃是在1940年夏，身為西南聯大常委並主持校務的梅貽琦因公赴渝與朱家驊相見。朱向梅表示，傅斯年因病幾次住院，身體越來越差，欲辭職赴李莊史語所靜養，自己有意聘葉企孫接替傅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職。此前朱家驊與翁文顥、傅斯年已與葉單獨做過溝通談及此事，葉表示&ldo;亦未嘗不可盡其綿力，逐漸使該院之研究事業更上軌道&rdo;云云。但又說要看梅的態度再商定。梅聽罷朱家驊的要求，頗感為難，表示清華方面的事務很難離開葉。當時西南聯大的情況如馮友蘭在回憶中所言：&ldo;除了聯大的總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辦事處，自己設立一些機構，與聯大無幹。清華的辦事處最大，自己設立的機構也比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來辦的研究所，有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和國情普查等研究所，這些所都不招學生，與聯大毫無關係。清華還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們雖然也往聯大聽課，可是不算聯大的學生。北大辦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與聯大無關。&rdo;又說：&ldo;當時的聯大，好像是一個舊社會中的大家庭，上邊有老爺爺，老奶奶作為家長，下邊又分成幾個房頭。每個房頭都有自己的私房。他們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經營的事業。官中、私房，並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說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rdo;

所謂&ldo;特種研究事業&rdo;，是指清華大學在戰前辦的農業、航空工業、無線電三個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後增辦的金屬學及國情普查等兩個研究所。為便於統籌管理，清華校方把五個所組成一個&ldo;特種研究事業委員會&rdo;，葉企孫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為了不駁朱家驊的面子，梅貽琦最後答應如果中研院非要葉出山赴重慶就任，最好不脫離清華而兩邊兼顧。這一條件令朱家驊未置可否，表示與同仁商量後再作決定。

到了這年的9月29日，朱家驊致信梅貽琦，說已同翁文灝與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葉企孫兩邊兼顧，只能放棄清華而專任中研院總幹事職。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規定，凡院內專任人員不能兼職。為使問題更加清楚明瞭，在朱家驊的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灝以中研院評議會秘書的名義致信梅貽琦：&ldo;葉企孫兄至渝後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騮先及傅孟真諸君均熱誠匡助，可以順利進行。惟有一事竊願以友誼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時，曾經談及企孫兄於短時間內暫兼清華教務名義，但可以隨時商停。此事固僅為一名義問題，但事實上亦有若干影響。中研院總幹事一職向為專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時，方任北京大學教授，當經商定，俟功課教畢，完全離開北大(教授名義亦辭卸)，然後方至院內任事。企孫兄最好能免兼大學教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