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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武松等強勢集團，而只是如少華山入夥的史進、朱武等人，雖踏進梁山大門，卻一直未能取得各門各派武林高手與綠林豪傑的敬慕。更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領的這支滿身&ldo;土包子&rdo;色彩的隊伍，多少年來一直未有大的改觀，歐風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頗有風颳不進、水潑不透的頑石狀味道。在藏龍臥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這支隊伍也只能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屈居於花和尚魯智深、母夜叉孫二孃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最早入夥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種先到為主、佔山為王的霸氣、驕氣與傲氣等&ldo;三氣&rdo;。據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回憶：&ldo;我與孟真接觸頻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當時南京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蔡先生常常住在裡面，我常去盤桓，和楊杏佛陪著蔡先生吃飯的機會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我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麵包。孟真也常去吃飯，當時孟真見著人，總是昂起了頭，有時仰天噓幾口氣，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rdo;

程氏只看到對方仰天噓氣、鼻孔朝天的霸王神態，可能還沒領教傅斯年狂話連篇、目空一切的沖天豪氣。據傅斯年自己坦言，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傅氏與幾個同學在蔡元培家中吃飯，神情亢奮中，蔡與幾人均喝了不少酒。傅斯年乘著酒興，以梁山好漢的作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ldo;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爾其以外，都要郡縣之……&rdo;此番張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蔡元培大為不快，蔡當場&ldo;聲色俱厲&rdo;地喝斥道：&ldo;這除非你做大將!&rdo;傅氏聽罷，轉頭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頓時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氣。由此可見，在&ldo;北大之父&rdo;蔡元培身旁尚且氣焰如此囂張的傅斯年，又何以把一個普通師輩的原北大教務長、現在與自己同一級別的研究所所長陶孟和放在眼裡?

當然，除外在的原因，更深層的癥結還在於傅、陶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觀諸方面，或如後來中國大陸宣傳部門所稱的&ldo;意識形態&rdo;不同與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影響和理論體系。韋伯與蕭伯納等人共同創立了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曾有過接觸。但傅氏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曰深惡痛絕。出生於愛爾蘭京城都柏林的蕭伯納，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後，號稱熱心社會主義，從36歲開始，到94歲去世，58年裡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到他深為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ldo;勇敢的戰士&rdo;云云。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儘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於17日由香港到上海做了短暫停留，並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面。蕭在上海登岸，其意是&ldo;本來玩玩的&rdo;(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大放厥詞，認為&ldo;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rdo;云云。許多中國人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與人類的大救星，並藉此抬高與其有一面之緣的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的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