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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的絕境。蔡元培去世，令遷往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同仁心頭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追悼會後，傅斯年與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李濟均流露出&ldo;樹倒猢猻散&rdo;的悲情。當時在座的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兼秘書長鄭天挺事後頗為感慨地語人：&ldo;孟真、濟之皆目前國內一流的學者，尚且如此，真是國家學術機構之不幸。&rdo;

當然，作為倖存者，不會真的因蔡元培這棵大樹的倒掉而四散湮滅，每一個具有血性的中華兒女都深知，在如此嚴峻的歷史轉折關頭，只有一條路可供選擇，這就是咬緊牙關挺過艱難的時局，積蓄力量，與中國軍民一道實現戰略反攻，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為使中央研究院各個系統不致因其締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戰火中癱瘓，院長繼任人選很快被提上議事日程。這個時候，中央研究院還沒有後來的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在蔡元培、楊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創立了一個評議會作為全國最高學術評審機構，這一機構除負責聯絡國內各研究機關，決定研究學術方針，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合作互助外，還握有推舉院長候補人的權利。評議會以院長為議長，設秘書一人，負責日常事務。評議會的評議員以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長以及重量級的研究員為當然人選，另有部分知名大學教授和教育、科學界傑出人士組成--這便是中國院士制度的雛形。

按既定章程，中央研究院院長產生實行&ldo;提名制&rdo;，即由該院評議會透過聘請的評議員以投票方式，選出三位候選人呈報國民政府，由政府最高決策者從三位被提名的候選人中圈定一人，有幸被圈定者，就是合法的中央研究院院長。

1940年3月中旬，評議會秘書、地質學家翁文灝在與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任鴻雋，前總幹事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傑等人溝通後，呈報國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國各地的評議員赴重慶開會，選舉新一屆院長。

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與著名學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濟、竺可楨、李四光、丁西林，以及西南聯大的蔣夢麟、周炳琳、陳寅恪等人接到通知，紛紛向國民政府陪都重慶雲集而來，每個評議員都渴望自己看好的物件能夠當選。鑑於複雜的政治人事關係，由誰來坐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評議員們皆心中無數。即使是神通廣大、霸氣十足，具有國民政府參政員身份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對此次選舉前景究竟如何，也是霧中看花，不甚明瞭。有人主張既然蔡元培是由北大校長轉為大學院和中研院院長，現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就應該名正言順地繼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陶孟和對鄭天挺試探性地說：&ldo;看來這次夢麟先生應當出來了。&rdo;鄭天挺深知此事遠沒有如此簡單，不置可否。

果然不出所料，到達重慶後，有相當一部分評議員並未把蔣夢麟放在眼裡，反而&ldo;談到此事，都說(胡適)先生一票不可少&rdo;。身為評議員的學界重量級大腕、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組主任、西南聯大歷史和中文兩系合聘教授陳寅恪公開放言：&ldo;本人不遠千里來重慶，只為了投胡適先生一票。&rdo;按照眾評議員的私下議論，時正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得了頭彩，屬於擔任院長的最佳人選。只是，同中國所有地方的官場一樣，由於各方面的明爭暗鬥，導致選舉事項橫生枝節，頓起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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