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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名致電比利時九國公約會議，強烈呼籲採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對華侵略，嚴懲日本違反國際公法、肆意摧毀中華民族文教機關之暴行。但歷史讓人們看到的是，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蔡元培，都只是一廂情願，結果是公理未能戰勝強權，希望全部落空。奉命中途返回上海再戰的中國軍隊，於混亂中遭到日軍精銳重創，兩個星期的時日未到，中國軍隊開始大規模潰敗。12日，上海淪陷。

就在上海淪陷之際，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已由總幹事朱家驊和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字孟真)共同組織撤往重慶;蔡元培滿懷悲憤與憂傷，乘一艘外國油輪獨自一人從上海趕往香港，準備轉赴重慶與傅斯年等人匯合。由於一路顛簸漂蕩，年高體衰的蔡元培抵達香港後身體不支，被迫滯留在港島療養休整，暫居於跑馬地崇正會館。

翌年2月，蔡元培一家老小逃出淪陷的上海乘船抵港，全家遷往尖沙咀柯士甸道，蔡元培化名&ldo;周子餘&rdo;隱居下來，平時謝絕一切應酬，但仍遙領中央研究院事務，並透過各種渠道密切關注著中研院的命運，同時為未來的生存與發展計謀籌劃。據蔣夢麟回憶說：&ldo;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谷，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著;他的語調雖然平板，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瞭，也像絨佈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rdo;正是具有這樣一個人格，隱居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劃組織，於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開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淪陷以來首次院務會議。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總幹事朱家驊，以及所屬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楨、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長如期赴約，共商禦侮圖存大計。面對眾人顯現的慷慨悲歌之氣，蔡元部頗為欣慰，精神為之大振。此次會議確定了戰時院務工作的許多重大策略與生存發展方針，對未來作了前瞻性籌劃，與會同仁莫不深受鼓舞。

病逝港島(2)

當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告急之時，極富遠見的蔡元培就派人趕赴雲南昆明與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接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三個研究所搬到昆明繼續工作。雲南方面表示歡迎並樂意提供路費，但作為交換條件，中央研究院下屬的工程所等相關機構，需幫助對方在昆明近郊安寧建立一所利用電爐制鋼的現代化工廠，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批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機構，從日本人的鐵蹄下悄然撤離淪陷的上海，只是限於當時的條件，煉鋼電爐沒能帶出。撤出人員租用外國油輪從香港、河內一路輾轉來到昆明。當時的雲南只能用高爐和轉爐生產生鐵，中研院工程所到來後，開始在昆明東寺街石橋輔租用民房進行煉鋼實驗，後來為了躲避日機轟炸和市區的擁擠、喧鬧，於滇緬公路昆明至緬甸方向22公里的橋頭村，建立了一座100畝地大小的工廠，所需裝置除自製外，還透過昆明安利公司從英國、美國購進。工廠建成後，於1941年6月煉出第一爐鋼，8月軋出第一批鋼。之後，昆明幾乎所有最新興起的大型建築都使用此種鋼材，名震一時的勝利堂、五華山光復樓等著名建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興建起來的。不過，當這一切到來的時候，蔡元培已經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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