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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日。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嘆息道：「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制紊亂之害，鹹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程序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

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2〕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當時任暨南大學教授和《濤聲》週刊主編。

〔3〕袁世凱（1859—1916）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內閣總理大臣；辛亥革命後，於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後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職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復闢帝制，稱「洪憲」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國人民聲討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4〕二次革命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的果實後，蓄謀復闢，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殺害革命黨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發動討袁戰爭，稱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國主義支援下的袁世凱所打敗。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更加瘋狂地捕殺革命黨人，並頒布「附亂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5〕「國民公僕」袁世凱在竊取中華民國總統職位時，曾自稱是「國民一分子」，並說過「總統向稱公僕」等話。〔6〕「軍政執法處」袁世凱設立的專事捕殺革命者和愛國人民的特務機關。

〔7〕舊皇帝指清朝宣統皇帝溥儀（1906—1967）。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與清廷談判議決，對退位後的清帝給以優待，仍保留其皇帝稱號。袁世凱復闢帝制時，曾「申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 這位木齋先生對我有兩種誤解，和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

第一是關於「文」的界說。我的這篇雜感，是由《大晚報》副刊上的《惡癖》而來的，而那篇中所舉的文人，都是小說作者。這事木齋先生明明知道，現在混而言之者，大約因為作文要緊，顧不及這些了罷，《第四種人》這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