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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陳建平。

陳建平的人生故事開始於更早的時候，開始於遙遠的六、七十年代。

那時，在淮海中路“大同烤鴨店”隔壁的那條弄堂裡，他和自己的三個兄弟，總是聚在一起高談闊論，共同領略前蘇聯相對自由的文化和文學，他熟讀了《區委書記》、《多雪的冬天》和《你到底要什麼》等等小說，那時，陳建平便發現他身處和麵對的其實只是一個“狗屁世界”，這個“狗屁世界”甚至還遠遠沒有前蘇聯來得自由和解放，一種朦朧的想法就這樣種植在了他的心頭上。

隨後是一個叫切？格瓦拉的男子對陳建平的蠱惑。

七十年代初，當他在死氣沉沉的7013基地閱讀著###作家的作品《點燃朝霞的人們》，他對“切”的人生就有著遠遠超越那個時代男女思想水平的認識，後來，他一直把“切”的傳奇放在自己身邊，即使到了他已經成為當年夢想摧毀的那個社會的一部分的時候，他新穎的摩托羅拉手機的視屏上還放著“切”的頭像。陳建平不想過一種市民式的簡單而平庸的生活，不想在“三十六隻腳”或後來的“四十六隻腳”的生活秩序中成為陳氏家族的傳種接代者。他渴望激盪，渴望呼嘯，渴望像“切”、像“薩文比”、像“義大利紅色旅戰士”那樣，能夠在“危險的生涯”中砥礪生命。

他的兄弟們也是這樣。

後來成為美國哈佛大學愛滋病研究所付所長的顧孝鋼先生，在進入哈佛愛滋病研究室後，經常一呆便是14個小時，那種瘋狂的工作狀態其實便源自“大同烤鴨店”隔壁弄堂派生的六十年代的激越青春。

陳建平這樣說道：我們不是游擊隊戰士，說得粗俗一點，我們沒有男人的“卵泡”。但我們總希望自己的人生與尋常人有所不同。

因此，陳建平將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偉大的兩大宗教的發源地的中東地區，投向了以色利，在那裡，為了一個民族的復興而正在進行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充滿了他所向往的氛圍，而在耶路撒冷哭牆下進行著的祈禱帶著他從來夢想的氣息。

不過，1985年和1986年期間，中以關係還非常的敵對，早在1972年當中國恢復了她的聯合國合法地位而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發來祝賀電文的時候，其時的中國政府將祝賀電文退回舉動一定深刻地刺痛了以色列人民的心。陳建平無法直接從中國進入以色列，他想到了日本。

兩個人對陳建平前往以色列起到了關鍵作用。

其一是時任以色列宗教部部長助理的叔叔；其二是日本作家手島佑郎。手島佑郎是日本第一個猶太學博士，有著拉比這個崇高稱號。當陳建平聯絡上手島佑郎後，他請手島佑郎與他在以色列的叔叔聯絡，逐一搞定入境簽證、獎學金以及每月200美金的生活費。在正式進入以色列國境前，陳建平在日本長崎有益語學院呆了整整一年，1986年即將過去的時候，陳建平終於從日本長崎出發，前往以色列。到了1987年的早春，陳建平繼南京小唐進入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之後，成為第二個踏上以色列國土的中國人，他進入了以色列希伯萊大學，學習的專業是“猶太復國主義現代歷史”。

僅僅只有三天，三天時間，在耶路撒冷，這個雲集著詩人、鬥士、革命者、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城市中爆發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起義。

對一個只是希望在西方社會中獲取自己個人一席之地的男女來說，這樣的起義讓他充滿了惶恐，但對陳建平來說，那些熊熊燃燒的火焰，那些在頭上呼嘯而過的槍彈，那在空中轟隆作響到讓你神經崩潰的阿帕奇武裝直升機，以及在被時間、歲月所剝離的牆壁背後突然兇狠地扔出的石頭、鐵塊，正是他內心時常渴望的東西，因為，多年來他夢想的激盪生活現在真的就出現在了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