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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加上一兩首民歌來開發我的“新嗓音”。那時我才十五歲，就已經不得不去想這些事情了。

我們在拉斯維加斯演出期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臺來人找我們，想讓我們為即將到來的夏天演一臺節目。我們對此很感興趣，也很高興，因為我們再也不僅僅是個“摩城演唱小組”了，而受到了更廣泛的重視。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把這種榮譽丟失。因為我們已經創造性的控制了在拉斯維加斯的演出，所以一旦我們回到洛杉磯，重過那種創作音樂和演出自由受到限制的日子就會感到更艱難。我們一直致力於在音樂領域發展，這是我們生活的依靠，可我們總感覺到被什麼東西壓抑著，有時，我覺得我們受到的待遇就好像我們仍然生活在貝里·戈迪的家裡，和已經做女婿的傑梅恩在一起。我們受到的阻力越來越大。

當我們開始考慮我們自己的演出時，摩城公司的其他一些音樂已經有了變化的跡象。馬文·蓋伊只管自己那攤事，創作了他傑出的專輯《發生了什麼》（What's　Goin'On）；斯蒂維·旺德對電子鍵盤樂器已經比錄音室僱的專家還要精通——他們都要來向他請教。我們關於摩城公司的最後一個深刻印象是斯蒂維·旺德帶領我們唱他那首有爭議的歌曲《你並非一事無成》（You　Haven't　Done　Nothing）。雖然斯蒂維和馬文仍在摩城，但他們經過奮鬥贏得了錄製甚至出版自己唱片的權力。摩城公司對我們的態度一如既往，對他們來說，我們仍然是孩子，儘管他們已經不再“保護”我們，也不再把我們打扮成孩子的模樣。

我們和摩城公司發生矛盾始於一九七四年左右。當時，我們以堅決的口氣提出了我們想創作專輯歌曲這一意見，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對當時自己的音樂很失望。我們有一種強烈的競爭衝動，我們感到有被其他樂隊的更加順應時代的音樂吞沒的危險。

摩城公司的人說：“不行，你們不能寫自己的歌，應該有人為你們創作歌曲，有人為你們出版唱片。”他們不僅沒有答應我們的要求，而且還告訴我們，即使是提出要創作自己音樂的要求也是不應該的。我感到太沮喪了，開始討厭摩城為我們提供的一切材料。最後，極度的失望和煩惱使我想到要離開摩城。

如果我覺得有什麼事情不對，我就非得說出來不可。我知道人們大多認為我並不固執，那只是因為他們還不夠了解我。終於，我們兄弟幾個和摩城公司的關係到了使我們感到痛苦的地步了，但誰也沒說什麼。我的哥哥們什麼都沒說，我爸爸也什麼都沒說，因此，我只好去見貝里·戈迪，並和他談了談。是我不得不對他說，我們——“傑克遜五兄弟”要離開摩城公司。我去他那兒，見到他，和他面對面的談了這些。這是我所做過的最困難的事情之一。要是我們之中只有我一人感到不快，那麼我也許會緘口不言，可在家時，大家全都說出了心裡是多麼的不高興。在這種情況下，我才去找他談，告訴他我們是怎麼想的，讓他知道我們心中的不快。

別忘了，我愛貝里·戈迪。我認為他是個天才，是音樂界了不起的偉人之一。我對他只有尊敬，然而那一天，我就像一頭兇猛的獅子。我對他抱怨我們一點兒創作、製作歌曲的自由都沒有。他告訴我，他仍然認為我們需要由別人為我們創作唱片，這樣才能走紅。

我知道得很清楚，貝里生氣的想說服我，那是一次困難的會談，但我們又一次成了朋友。對我來說，他仍像一位父親，為我自豪，也因為我的成功感到欣慰。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會永遠愛貝里的，因為他教給了我人生中一些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他告訴我們“傑克遜五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