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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影響力而戰；另一方面，由此獲得的知識和建造的裝置可以催生國內收益，不僅是在象徵意義上，在軍事競技場內外也同樣如此。

美國航空航天局成立的第三個年頭，1961年5月5日阿倫·謝潑德（Alan　Shepherd）成了第一個進入太空的美國人。僅僅20天后，肯尼迪總統在5月25日宣佈啟動“阿波羅”計劃，希望在10年之內實現將人送上月球並安全返回。這是為了挽回因“人造地球衛星1號”而失去的尊敬以及伴隨著的領導地位的一個戲劇性姿態。最初而且最重要的，“阿波羅”計劃是一項關於戰略領導地位的計劃。國際上，美國希望將來自別國的尊敬轉化為冷戰影響力，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不過政府在“阿波羅”計劃上的投資也收到了其他幾項回報。對“阿波羅”計劃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培育以及他們的實際工作經驗鍛造了整整一代訓練有素的技術人才，為了適應嶄新的、專業化的航天技能需求，高等院校中專門建立了有關的工程專業。經濟上，美國參加太空競賽的直接及間接回報日見豐厚，“阿波羅”計劃的效果尤其明顯。湯姆·漢克斯（Tom　Hanks）在電影《阿波羅13號》（Apollo　13）扮演的角色有一場戲，一個國會代表團參觀肯尼迪航天中心的運載火箭總裝車間，這類活動曾經是美國航空航天局的例行任務。陪同人員介紹著計劃的哪一部分來自美國的哪個州，以及“阿波羅”計劃的經費使用是如何遍及全國的。在政治上，這一資訊對於保證經費源源不斷是必不可少的。花費公帑可不光是為了將個把人弄到月亮上去，而且還得在這一過程讓很多人有工作才行。粗疏地說，就業，特別是選舉關鍵州如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州的就業一直是促使政客決定支援太空計劃的關鍵因素，從“阿波羅”計劃到太空梭，再到國際空間站，概莫能外。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阿波羅”計劃及其後果（2）

就其本質而言，“阿波羅”計劃是一項政府工程，資助這類活動目的在於支援政府的政策。“阿波羅”計劃背後的政策是為了實現在冷戰中對抗蘇聯的領導戰略，不是進行太空探索，更不是為了科幻探險目標，也不是為了開發果珍、特氟綸、維可牢尼龍扣，甚至和研製效能更優秀的導彈都沒有關係。“阿波羅”計劃為美國創造了軟實力。20世紀60年代末緩和時期，競爭告一段落，當時美國的打算是趕上，而不是“敲打”蘇聯。“阿波羅”計劃的政策動機消失了，專案支援和撥款也隨之無影無蹤，“阿波羅”的最後三次飛行—阿波羅18號、19號、20號被取消。

“阿波羅”計劃和以後所有的載人航天專案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沒有一個具有戰略目標。從太空梭到永久載人航天站的夢想，再到老布什總統的“太空探索計劃”，全都步履蹣跚，苟延殘喘，千瘡百孔，或者完全失敗。“阿波羅”計劃的教益是非常簡單的—沒有戰略目標，就沒人認為載人航天至關重要，值得為其實施撥付必要的政府資源。

科學之於科學家是有趣的，對於那些見識到並承認科學帶來的益處的其他人來說，則是有價值的。但對於政客和某些公眾而言，事情可就不是這樣了。上一章提到的那位因為能看到氣象頻道就對給氣象衛星撥款不感興趣的國會議員就是一個例子。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機器人閱兵的話，誰都不會從馬上掉下來。人們對載人航天活動的印象是機器無法比擬的，但載人航天也比不載人航天飛行平均要貴上10倍。因為“有人的”航天器要使用安全係數高得多的系統，而且還需要複雜的生命支援系統。不載人航天飛行能進行更多的科學活動，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這類活動由於缺少必要的公眾興趣，因而其高昂的費用也就很少能得到政治支援。也有例外，1995年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探路者”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