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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刃有餘,先被封為平津侯,最後一直晉升為宰相。據說此人不僅極其善於迎合皇上之意,而且還能給政敵設圈套,可謂老奸巨猾。表面上不掀起大風浪,這完全符合了推薦者的意願。正如司馬遷(前145?—前90?)對他作出的評價——不過是“逢時”罷了,決算不上什麼有能之賢才。
3世紀初,魏繼承了東漢的禪讓制,根據“九品官人法”錄用官員。官吏等級被分為九等。一品為大將軍、大丞相、三公,二品為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三品為侍中、散騎常侍等。之後又加上了“正”與“從”,從而演變成了十八等級。日本採用的是“位”,而非“品”,但實質一樣,如正一位或從三位等。日本內裡紫宸殿正面有十八個臺階,其由來便基於此。據導遊介紹,韓國王宮(景福宮)的前庭左右設有十八個框,文武大臣分別列於左右兩側,或許這也與九品官人法有關。
受試之儒(2)
地方各郡設有“中正”,負責郡內官吏志願者的考核評定。志願者中以年輕人居多,對他們按照九級官階進行考核。例如某位志願者具有成為侍中(天子的顧問,樞要之職)的才能,便會被定為三品。侍中為三品官。雖然考核結果為三品,但是此人的實際任職要比評定低四等,也就是說他必須從七品官做起。這樣的目的是為了如果將來發現考核有誤,還可以再次修正。
九品官人法原本是較為合理的推薦制度,但由於逐漸被地方豪紳掌控,原本的考核竟成了世襲制。一品為三公、大丞相,一般無人敢窺視此位;豪紳子弟便把目標盯在“二品”上。“門第二品”即世襲二品的家族,其子弟自然會被評定為二品,世世代代皆是如此。於是,這些豪紳子弟們需從四品下的六品開始做起,雖同為六品,但職位卻不相同,秘書郎為最上等,此外還有尚書侍郎及尚書左右丞。同為“門第二品”,一流家族的子弟任秘書郎,二流家族的子弟便任其他的官職,這都是固定規則。
結果導致曾奏效一時的制度逐漸形式化和空洞化。隋朝在結束南北分裂局面後,再度統一中國,需要起用大量賢才。於是持續了近四百年、有名無實的九品官人法於隋開皇十八年(598)被廢止,由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實行的“科舉制”取而代之。歷代的科舉制度各有其特點。考試科目包括詩賦、經義和策(策論)。經義題目從四書五經範圍內選取。策論也必須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展開。唐代有試帖,其形式為翻開一頁經書,只給考生看其中一行,其餘部分均被遮蓋,在出示給考生的一行中還有三個字被遮住,要求考生填空。策論也是要求引用儒家經典,因此考生必須通曉四書五經。
全體國民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但有志者必須學習四書五經。於是儒教便為受試所用。
此後,儒教大部分理想便被功利沖淡了。原來提倡掌握各個學科門類的理想也徹底崩潰。六藝中的射與御被從主流中分離出來,逐漸也不存在了。為了應付考試,考生們根本無暇涉及弓馬。科舉考試時要求筆答經義,謂之“墨義”,於是他們便苦練書法。“數”曾被歸為“明算科”,但由於不是主流進士科考的科目,因此無人對此深入研究。科舉時代,不知有多少理數人才被埋沒了。
多才多藝之人,雖然最符合儒學理想,但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可以說難上加難。
有一個詞語——“登龍門”。所謂龍門,是地名,各地都有,但以洛陽近郊的石窟寺群及白居易(772—846)墓前的龍門最為著名。“登龍門”中所說的龍門,位於山西省和陝西省之間的黃河段上,該處水流湍急,形成三段依次降落下來的瀑布,當時的人們看到那種景象,便聯想到了科舉考試。因為科舉考試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個階段,必須依次透過了各階段的考核後方可進入下一階段的選拔。相傳有“鯉魚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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