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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莽的陣營中。

原來賜予匈奴首領的印為“璽”，王莽將其改為“章”。璽乃王印，而章為諸侯之印，這意味著匈奴首領被降格為諸侯。並且王莽將匈奴的名字改為“降奴”，這無異於向匈奴挑釁，結果引起了叛亂。王莽認為重視序列才能體現儒教的精神，於是將官名、地名都改為與周朝一致，比如長安被改為“常安”。改稱匈奴為“降奴”後，“新”王朝的外交變得困難重重，後來又改稱匈奴為“恭奴”——反覆無常，如同兒戲。

從教條到教養（2）

據《論語·子路》記載，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的國王讓您去主持政治的話，您首先會做什麼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糾正名分，使名與實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這樣的嗎？那您就太迂腐了，糾正名分有什麼用呢？

衛國靈公死後，其孫出公即位。靈公太子（後來的莊公）因與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認為他如果再回國，會令他的兒子下場可憐，於是決定在國外活動。正所謂父子之爭。對此，子路詢問孔子，有沒有什麼可行的對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聽後覺得索然無味。有諸多棘手的問題等著解決，而孔子卻選擇以正名為先。

孔子責怪子路，無論情況何等緊急，都應當先正名分。所謂的名分是指，誰是國君這一問題必須明確。而並非局長改稱部長，副知事改稱為知事。

王莽所為或許也是出於“正名”的考慮。然而改稱“匈奴”為“降奴”，之後又改為“恭奴”——這決非“正名”。至於地名和官名的改稱更是什麼也算不上了。不過是“隨意改動機構名稱”罷了，除了增加麻煩，毫無意義。

儒教具有流於形式的弊病。王莽對“正名”的理解也出現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識到其本身具有流於形式性、教條性的弱點，那麼在採用時就應當儘量避免。儒教的教條主義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避開了教條主義，儒教開始向教養主義傾斜。雖然儒教具有國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較弱，作為眾多教養之一，即oneofthem，僅僅是主流文化的一種。譬如，王莽政權被推翻後，匡復漢朝的東漢光武帝劉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學習儒教的君主，同時還研究讖緯等預言書之類。讖緯不屬於儒教的範疇。據文獻記載，光武帝之子楚王劉英（57—75年在位）是中國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對佛教理解到什麼程度尚不明確，然而由“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僅是黃老之信徒，而且還是佛教信徒。

老莊一派也在佛教的影響下，組織成立了教團。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團的叛亂拉開了三國*時代的大幕。同一時代，四川方面存在著名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團，後來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透過向道教和佛教學習，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間經常展開論戰。*佛教的發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卻不曾參與論戰。

佛教經歷了“三武一宗法難”。其中最後一宗，即後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廢佛”，嚴格來講，並非“廢佛”，只是規定僧尼在出家時要透過考試，對墮落的佛教進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和唐武宗（845年）。北魏太武帝的發難是由道士寇謙之和道教信徒崔浩挑起，北周武帝發難的主角是道士衛元嵩和張賓。唐武帝廢佛，即所謂“會昌廢佛”，是由道士趙歸真的調唆而引起。據說當時留學於唐的日本僧人圓仁（慈覺大師），也被強制還俗。

在北周武帝施行的廢佛中，除儒、道、佛三教外，還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