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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觀》。文中認為：“人格之造就，端端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趨之。處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則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這可以說是周恩來早期樸素的人格觀，也是他日後人格形成的基礎。此後，他又圍繞注重個人道德修養和拯救國家等問題，先後寫了《論名譽》、《國民宜有高尚思想說》等作文，認為一個人應當珍惜自己的名譽，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遨名之心，當以正義以繩其輕重”，否則“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之徒”。同時一個人應有遠大志向，不為金錢高官所惑，而要以“拯救神州陸沉為己任。”這些觀點後來成為他人格修養的準則。參加革命後，成為共產黨人的周恩來，把個人的人格修養納入黨員黨性修養這個大題目，當作自己終生的必修課。他把黨性修養看成是黨員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過程。他說：共產黨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他還說：“改造沒個完，一直到死，那時也不能說改造夠了，只是比現在好一點。”他與鄧穎超同志經常相互勉勵，要注意搞好思想改造，不然便有落伍的危險。身居高位的周恩來特別重視帶頭進行黨性修養。他說，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決定於自覺性，而領導幹部首先要帶頭改造．因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他說：“我的確常說我也要改造這句話，現在還在改造中，我願意帶頭。”周恩來一生勤於學習、善於學習，除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注意向其他領導同志、向部下、向黨外朋友乃至向普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習，以別人之長補自己之短。一般認為，理想人格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社會的、歷史的、家庭的文化影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賴於自身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周恩來人格的形成，主要也是由這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周恩來完善自己人格的另一個途徑是堅持不懈地解剖自己，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周恩來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過失誤，也犯過錯誤。但他襟懷坦白、嚴於律已，對自己的缺點錯誤，從不隱瞞，從不文過飾非、諉過於人。他經常嚴肅地、公開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求得黨和群眾的監督。他說，一個領導者“應該永遠赤裸裸地站在群眾面前。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同志偶像般地來看領導，要具體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一個好的領導，即使夠，也還要看有什麼缺點，幫助他改正。”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他從不隱瞞，而是嚴於責己。1954年9月16日，他在給胡喬木的信中寫道：“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約好於今（17日）早送你，但看後，覺得草稿第三部分可用的材料甚少，也不好刪改，我很不安。原想由我先將各方面初稿彙集改好後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兩週，竟不能終篇，而且延誤了時間，給你造成極大困難，這是我工作方法上的錯誤，嚴格說，也是思想上的錯誤。現在時間有限……能重寫就重寫，不要受原草稿的任何拘束，也許要便利些。”有些問題，不是周恩來的直接責任，但只要是國務院、黨中央決定的事，他都主動承擔責任。1956年，周恩來提出反“冒進”，這本來是正確的，但卻受到錯誤的批評。三年困難時期，當時國務院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區上下交困、互相埋怨。周恩來為了安定團結，主動承擔責任，到處檢討。有人說：“總理，你不能把什麼事都擔到你身上。”周恩來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至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也曾說過不少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但人民能原諒他．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一代偉人周恩來人雖去，但光彩不減。有人遺憾周恩來沒有留下遺體，沒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麼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但是他給我們留下了凝聚著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