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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小說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卻不可不有的將來的道德。”289

周作人為“人的文學”提供的標本，便是此前此後他翻譯的一批外國小說，多發表在《新青年》上。他說：“我們偶有創作，自然偏有見聞較確的中國一方面，其餘大多數都還須紹介譯述外國的著作，擴大讀者的精神，眼裡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290以後，當他將這些譯作結集為《點滴》一書出版時，還應北京大學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請託，在序言裡強調兩點，即“直譯的文體”和“人道主義的精神”。前一方面，他以為翻譯“應當竭力儲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面”。這顯然承繼了《域外小說集》的“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只不過譯文由文言改為白話罷了。而現在強調此點，除求“信”外，也旨在幫助確立屬於白話文的“達”和“雅”——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批譯作乃是“文學革命”的重要成果，對於白話文的寫作具有示範意義，所以胡適稱之為“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291；後一方面，它又是“思想革命”的具體體現，卷末附有《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新文學的要求》等三篇文章，使得此點更其凸顯。《點滴》中俄羅斯、波蘭、新希臘、匈牙利等國的作品佔三分之二以上，正與從前《域外小說集》介紹“弱小民族文學”的宗旨一脈相承。周作人說：“但這些並非同派的小說中間，卻仍有一種共通的精神，——這便是人道主義的思想。無論樂觀，或是悲觀，他們對於人生，總取一種真摯的態度，希求完全的解決，如托爾斯泰的博愛與無抵抗，固然是人道主義；如梭羅古勃的死之讚美，也不能不說他是人道主義。他們只承認單位是我，總數是人類；人類的問題的總解決，也便包涵我在內，我的問題的解決，也便是那個大解決的初步了。這大同小異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實在是現代文學的特色。因為一個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統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這多面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與其說周作人透過翻譯宣示一種意見，不如說介紹一批型別；他心目中的“人的文學”並不褊狹、淺薄，而是豐富的，深刻的。“我的意思，是既願供讀者的隨便閱覽，又願積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國現代文學的資料，所以譯了人生觀絕不相同的梭羅古勃與庫普林，又譯了對於女子解放問題與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克。”292周作人的翻譯，另一目的在於介紹小說體式，以資中國作家借鑑。譬如《晚間的來客》293附記所云：“我譯這篇，除卻介紹庫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為要表示在現代文學裡，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敘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為文學的特質是在感情的傳染，便是那純自然派所描寫，如淑拉（Zola）說，也仍然是‘透過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些特別，卻具有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結構上必要有葛藤，極點，收場，才得謂之小說：這種意見，正如十八世紀的戲曲的三一律，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8）

胡適在總結中國新文###動時說：“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後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294後一方面，即因為《人的文學》而得以完成。“周先生把我們那個時代所要提倡的種種文學內容，都包括在一箇中心觀念裡，這個觀念他叫做‘人的文學’。他要用這一個觀念來排斥中國一切‘非人的文學’，來提倡‘人的文學’。”胡適因此說：“這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然而多年以後，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