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開國元勳的不同命運（三）(第1/4 頁)

明初四大案令人矚目。空印案率先爆發，引發了官場震動。隨後胡惟庸案接踵而至，影響深遠。郭桓案浮出水面，貪腐觸目驚心。藍玉案又給明初的政治局勢帶來巨大沖擊。

這四大案環環相扣，不僅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更是對明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官僚體系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極為深刻且複雜的影響。現在，讓我們一同走進這四大案的歷史深處，探尋其背後的種種隱秘。

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 年），一說為洪武九年（1376 年），朱元璋懷疑官吏利用空白文書簿冊作弊，下令嚴懲使用蓋有官印空白文書簿冊的人，將涉案的所有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受牽連者達萬人以上。

明朝洪武年間，天下初定，制度漸立。每年，各布政司、府州縣的官吏都需進京向戶部呈送賬目，其中涵蓋一年的糧食、財政稅款及各方收支賬本。所呈資料必須與戶部完全相符才可結項，若有一項不符，賬冊便會被戶部駁回，官吏需回任職地重新蓋上地方印章。

當時京城在應天府，各地官員都得長途跋涉到此上繳稅款，糧食在運輸中易有損耗，賬冊和實物資料對不上是常事。若重新來回核定，往往耗費大量時間。於是，自元朝起便有的一種做法沿襲下來：負責前往戶部稽核的官員通常會備好事先蓋好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數目對不上時使用。

洪武九年（也有說洪武十五年），戶部考校錢糧冊書時，朱元璋發現了這一空印文冊的做法。他龍顏大怒，認為這是官員的欺罔舞弊，當即決定嚴懲。主印官員被處以死刑，副手以下杖責一百，流放邊疆。當時的丞相、御史都噤若寒蟬，不敢諫言勸阻。

就在這一年，恰逢星變，朱元璋下詔求訪百姓直言進諫。浙江寧海人鄭士利想借此機會為那些受牽連的官員說話。他的兄長鄭士元由進士，歷任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曾讓荊州和襄陽趁亂掠奪婦女計程車卒歸還所掠；也曾上奏安陸冤案，使其得以昭雪。後來在朝廷考校錢穀冊書時，空印之事被發覺，凡是掌管章印的官員都被判處死刑，輔佐的官員杖刑一百並流放遠方，鄭士元也受牽連入獄。

鄭士利不想被人認為假公濟私，待兄長出獄後才將數千言的上疏交給朱元璋。

鄭士利在疏中詳細闡述，朱元璋治罪這些經手空印文書的官員，是擔心奸吏藉此捏造數目殘害百姓，可實際上這種做法難以實現。

因為空印文書用的是騎縫印，每一張紙的印跡不全，與正式文書不同，即便流傳出去也難以行騙，且這樣的空印文書很難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而賬目數字需經地方到中央的層層核對，最後由戶部定奪。地方到中央路途遙遠，近則三四千裡，遠則六七千裡，一旦數目不對，往來可能耗時一年。先印後書實乃權宜之計，且前朝就有，不應以重罪論處。況且國家懲處犯人須先有明確律法並昭告天下，而後依法懲處，之後犯罪的才是故意犯罪。

可立國至今，並無針對空印的法律，大家只是循例辦事，並不知有罪。如此治罪，恐會引起異議。再者，朝廷培養合格官員不易，能位至郡守者，皆是數十年之功，望朱元璋放過那些不足以判罪的臣子，留下有用之才。通情達理、清廉明察的人才並非如小草一樣可割而復生，陛下不應以不足以治罪的罪名而失去足以任用的人才。

諫書寫成後，鄭士利在旅舍閉門哭泣數天。他哥哥的兒子問他為何愁苦，他說自己的奏書必然觸怒天子引來禍患，但能救活數百人，雖死無憾。於是入京上奏。

鄭士利雖然只是一介平民，但他急公好義，敢於向朱元璋直言進諫，其精神令人敬佩，因此後人在修《明史》時專門為他立傳。

朱元璋看了奏摺後，愈發惱怒，把案件交給丞相和御史會審，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