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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下流的話題，適當與不適當的界限總是相對的。

信件並非總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說的是在公開與隱私、社會與個人之間“妥協的象徵”。

家庭信件的讀者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家庭的所有成員；它會從一個人傳到下一個人，而每過一道手就要經過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沒有秘密和隱私可言。我在這裡所說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豐富的人寫的信，而有些人寫信是因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透過寫信來發洩自己內心的鬱悶。我想許多女性同喬治和她在庫溫特昂格萊斯的朋友一樣都體驗過“寫作的強烈慾望”。他們並不是為公眾而寫，而是帶著一種極其強烈的復仇心態，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費數小時在做這項工作。男人們也繼續磨練他們的寫作能力，儘管在20世紀他們的想法已轉向技術和手工藝並且疏離了寫作。

兩性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城鄉之間的差異那麼大。在一些城市裡，窮人主要依靠專門的寫信人幫他們寫信，而這些寫信人的觀點往往會很自然地潛入他替別人寫的信中。而在鄉村，訊息是透過“口信”的形式來傳播的，而不用信。當泥瓦匠返回克勒茲河家鄉時，一個節日般的盛典將銘記這一盛大時刻；他們通宵達旦地講述在城裡的奇遇。1900年以後，明信片作為一種新型的資訊傳遞工具流行起來。默倫有一個五口之家——父親是一個園林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三個女兒在辦公室上班，他們在1904年至1914年之間一共寄出一千多張明信片。資訊交流得越頻繁，每次交流的資訊就越簡短、越有價值。

家庭生活（2）

一般而言，家庭聚會既是資訊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時也顯示了家庭和睦、其樂融融的美好氛圍。

對於少數信教的家庭來說，家庭聚會往往是一種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諾家族每年一次的茶會上組織的一次大約200人的大型聚會上，甚至每個到會的人都必須戴一個胸卡以確定身份。另一個新教徒家庭，裡克魯斯一家則

聚集在一起來慶祝父親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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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家庭大團圓的合影已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每個家庭通常都會拍下一張全家福以記錄家庭團聚的盛事。到了20世紀，許多家庭的這些老照片儲存得很好，整整齊齊地擺在影集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許多經濟比較拮据的家庭還只是在結婚的時候才拍一些照片，但是到了1914年以後，照相變得越來越普遍，它成了記錄所有事件的一種方式。即將趕赴前線的戰士臨行前要和妻子兒女站在一起拍一張照片，所以經常能在犧牲的戰士身上找到他們臨行前拍的全家福。

早在相片時代到來之前，許多貴族家庭已經享有了畫個人肖像的特權。

在這些家庭的書房裡掛滿了祖先肖像的油畫或者照片，而且從這裡還可以很直觀地看出家庭輩分的排列順序。在這樣的書房裡，家庭成員的記憶透過具體的物質形式被記錄下來。這同樣成了那個世紀最為關注的事件，使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樣也把財富與價值的觀念代代相傳。19世紀末，北部省和魯昂的中產階級研究了他們的家譜，企圖找到有名望的、富有的祖先（他們想看看他們到底是第多少代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家族成員死後，他們的墓地一般都修得非常奢華，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很好地保護他們的屍體，以保證整個家族的團結。

19世紀出現的自傳，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寫的自傳中，一般都是記述整個家庭的活動，很少寫個人行為。這些寫給後代看的自傳中詳細記載了作者們的童年和根源，就好像是在記錄他們在這個世界上走了多少旅程。如果他們是個成功者，那麼他們就會覺得自己的一生非常滿足；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