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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贊。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幹，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因為 文化大革命 ，我與張老師鬧翻了。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裡冷若冰。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 文化大革命 斷送了我的錦繡前。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

輟學當了放牛娃後，經常憶起寫作文的輝。村裡有一個被遣家勞改的 右派 ，他是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於作家和小說的知。什麼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麼作家下鄉自帶高階水啦，什麼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麼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我問他： 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他說： 豈止是不用放牛! 然後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

1973年，我跟著村裡人去昌邑縣挖膠萊。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cháo澎。夜裡，躺在地窖子裡，就想寫小。挖完河回家，臉上蛻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們貧下中農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唸完了一想，其實紅太陽並不熱烈，正午時刻的白太陽那才叫厲害。正胡思亂想著，開會的人到。老支書宣佈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會關於挖河的決。婦女隊長鐵姑娘高紅英請戰，老支書不答應，高紅英要去找公社革委會馬主。高紅英與趙紅衛是戀愛物件，兩家老人想讓他們結婚，他們說：為了挖好膠萊河，再把婚期推三。這一邊在開會，那一邊陰暗的角落裡，一個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產隊裡那匹棗紅馬的後腿砍斷，破壞挖膠萊河，破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記不清。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jian的爹，但 文革 中 媽媽 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 四人幫 鬥爭的。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