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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許摹仿著教材上的光輝樣板抒發 無產階級 感情）；我們要培養的是思想 健康 的接班人，並不需要感情細膩的 小資產階級 ；我們恨不得讓後代都像一個模子裡做出來的乖孩子，決不希望培養出在思想上敢於標新立異的 異類 。國家鼓勵人們在自然科學領域標新立異、發明創造，但似乎並不鼓勵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標新立異，更不希望你發明創造。儘管國家有宗教政策，允許人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而相信基督教、伊斯蘭教或是佛教，但在我們的學校裡則決不允許有任何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存在。由此決定了我們的教材必然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由此決定了我們要透過語文教育達到政治教育的目的。於是，語文就變成了政治的工具。於是，我們的孩子們的作文，也就必然的成為鸚鵡學舌，千篇一律，抒發著同樣的 感情 ，編造著同樣的故事。我讀過我女兒的從小學到高中的應試作文，幾乎看不出什麼變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學老師的囑咐寫得那些對她的考試毫無用處的隨筆和日記，才多少顯示出了一些文學的才華與作為一個青春少女的真實感情。可見孩子們也知道，寫給黨和國家看的文章，必須說假話，抒假情，否則你就別想上大學。如果我們的這種教育方法真能把我們的後代培養成除了相信馬克思主義之外什麼都不相信的 紅色接班人 ，那就這樣搞下去吧!但事實恰恰相反，孩子們在上學期間就看出了教育的虛偽，就被訓練出了不說 人話 的本領，更不必說離開學校進入複雜的社會之後。

仔細一想，我們的孩子用兩種筆調寫文章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是繼承了傳統。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那些學子們，用一種筆調寫應試的八股文，用另一種筆調填詞賦詩寫小說。做八股文是正業，關係到個人前程；填詞賦詩寫小說是副業，是野狐禪。《儒林外史》中魯編修家的小姐，發現自己的新婚夫婿只會寫詩根本不會寫八股文，氣得當場昏厥，可見不會寫八股文連漂亮的小姐也不愛。那時的文人，在文學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兩種情況：一是屢試不第，絕了科舉的望，於是就透過文學的方式來抒發心中的憤懣，譬如蒲松齡。二是科場得意後，但官場上不得意，被貶到天涯海角，但飯還能吃飽，閒來無事，就寫詩填詞，發洩感情，打發歲月，如蘇軾等人。當然流芳百世的是他們的詩詞小說，而不是讓他們金榜題了名的八股文章。當然，考中了舉人進士的人成千上萬，但大都在歷史的長河中湮滅了名字，蒲松齡的名字卻永垂不朽。我們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學之後，大概再也不會用那種筆調寫那種應試文章，就像用一塊磚頭敲門，門敲開了，磚頭肯定要扔掉。90年代的語文教育，實在不應該為了幫學生雕琢一塊磚頭費這樣大的力氣。這就讓人想起了高考。

即便有朝一日高考與中考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語文教材也編訂得讓人滿意，我們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學素養、並由此進而提高了人的素質了呢？我想也未必。這未必的原因就是雖然我們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試方法，但我們未必有那麼多好的、起碼是合格的語文老師。好的老師，能透過自己的言傳身教，讓學生學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東西。好的老師哪裡來？當然主要是透過師範學校的培養。城市的情況我不甚瞭解，僅就我所接觸的農村而言，其實真正優秀的學生是不報師範的。即便是師範畢業的優秀學生，也並不一定去當老師。必須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最上等的職業還是當官，當官的工資儘管不比教師高，但人們都知道，大多數當官的並不靠工資吃飯。他們合法地享受著最好的東西，他們即便不貪汙不受賄也可以活得比老百姓好得多。無論什麼人下了崗，當官的也不會下崗。常常聽說某地拖欠教師的工資，可從來沒聽說過什麼地方拖欠了書記或是縣長的工資。一個中學教師被任命為哪怕是窮鄉的鄉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