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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61年的春節吧，政府配給我們每人半斤豆餅，讓我們過年。領取豆餅的場面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有的人，用衣襟兜著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裡塞。我家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發給他家的豆餅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可見愛在飢餓的人群裡，要大打折扣。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孫家大爺當天夜裡就死了。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脹死了。那時我們的胃壁薄得如紙，輕輕一脹就破了。孫大爺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沒掉一滴眼淚。多少年後提起來，孫大奶奶還恨得牙根癢癢，罵老頭子吃獨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死不足惜。這次年關豆餅，脹死了我們村十七個人，教訓很深刻。後來我在生產隊飼養室裡餵牛，偷食飼料豆餅時，總是十分節制，適可而止，生怕蹈了孫大爺的覆轍。

那幾年裡，母親經常對我們兄弟講述她的一個夢。她夢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墳墓外邊見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說他並沒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墳墓裡而已。母親問他吃什麼，他說：吃棉衣和棉被裡的棉絮。吃進去，拉出來；洗一洗，再吃進去；拉出來，再洗一洗……母親狐疑地問我們：也許棉絮真的能吃？

度過60年代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 文化大革命 期間，村裡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1960年。一憶到1960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號，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1960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中國人的脖子造成的。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著別人的飯碗號啕大哭。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一邊哭著，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這樣的大家庭裡，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確是混帳。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衝著母親來的。母親只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村裡幹部託著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將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復原樣。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鱷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鱷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產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將腦袋按到漚料的缸裡，差點嗆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著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我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裡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至於偷瓜摸棗，更是常事。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有一次我去偷臨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