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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諸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這段故事，雖有些情節與何延之所說不盡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樣的，依然是把《蘭亭序》說得十分神乎，讀之仍使人有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感覺。

不過，總的說來，歷代比較流行的說法乃是：東晉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人，會於會稽之蘭亭。是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諸詩友飲酒唱和，得詩三十七首，積成一集，王羲之即席揮毫，寫下了《蘭亭序》。由於愛好書法的唐太宗李世民特別欣賞王羲之，認為“盡善盡美”者只有王羲之，他尤其喜歡這個字帖，所以斷然肯定系王羲之真跡。其後的許多帝王和士大夫也這樣宣揚，使《蘭亭序》帖一直享有盛譽。這一說法多少年來幾乎是書法界和書法史的定論。

說“幾乎”是“定論”，是因為對於《蘭亭序》帖究竟是否王羲之所作，還是有人不斷質疑，儘管質疑的人不是很多，且終未成大氣候。

較早的質疑是停留在問題的表面，即懷疑為何在唐以前一些史籍叢帖未見入載，只是在唐之後經過唐太宗的特別“青睞”，又經宋元明清歷代帝王“欣賞”及許多封建士大夫的附和迎合，群起“詠贊”，才把它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當然，許多人都不否認該帖有其不可低評的藝術價值，但也有人對其評價不高，認為既經鉤摹，即難看出真正的王羲之的筆法精神。

應該說，這些質疑並未觸及到問題的核心。

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豐年間的趙之謙隱隱約約地提出了對《蘭亭序》帖作者的懷疑。他是話中有話，說：

重二王（王羲之、王獻之）書，始唐太宗。今太宗御書碑具在，以印證世上二王書無少異。謂太宗書即二王，可也。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於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人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達（元）言：“書以唐人為極。二王書，非唐人摹勒，變不足貴。”與餘意異而同。

這段話說得曲曲折折，什麼“謂太宗書即二王，可也”；什麼“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人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什麼“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無非是說《蘭亭序》的作者問題，實在是值得懷疑和商量的。謂“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是告訴人們從《蘭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來面目”的，這豈不是明明白白地說《蘭亭序》帖的作者不會是王羲之嗎？

而到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廣東順德出了個李文田，他比趙之謙就更勇敢、更直截了當，根本不顧世俗之見和千年定論，直白地指出《蘭亭序》實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為別人（端方）收藏的《定武蘭亭》寫跋文時，發表出自己的這一看法的。他對《蘭亭序》帖提出了幾點懷疑，最後的結論是連《蘭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寫的。因此，“文尚難信，何有於字？”

這一問頗為有力，因而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蘭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話不算很長，不妨全文錄在下面：

唐人稱《蘭亭》自劉《隋唐佳話》始矣。嗣此，何延之撰《蘭亭記》，述蕭翼賺《蘭亭》事，如目睹。今此記在《太平廣記》中。第鄙意以為：《定武石刻》未必晉人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梁陳以後之跡也。按《世說新語·企羨篇》劉孝標註引王右軍此文，稱為《臨河序》，今無其題目，則唐以後所見之《蘭亭》，非梁以前之《蘭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