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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曹操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的，觀點鮮明，態度堅決。郭沫若對此當然完全知道（何況毛澤東還曾在莫斯科親自找他談論曹操）。因此他為此著文寫戲，積極響應。要說這是迎合媚上，御用作文，也無不可。雖然在那時，還未到“文革”時期那樣對毛澤東的一句話，一個指示，就當成“聖旨”，　“一句頂一萬句”，“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但畢竟毛澤東是最高領袖，在意識形態領域樹起了最高權威（那時尚不到“絕對權威”），他的話可以號令全國。他說出一些看法，人們都會努力理解，積極響應。此時此刻，作為文化界（學術界，文學藝術界）領軍人物的郭沫若，能不有所表示，積極貫徹執行嗎？

不過，時至今日，如果我們能歷史地理智地回望過去，就不應簡單地把郭沫若隨著毛澤東的調子說了話，做了文章寫了戲，就說郭沫若是“應聲蟲”，“跟屁蟲”，“溜鬚拍馬”。為什麼？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首先，這並不全是政治問題，而也是一個帶學術性的問題。政治人物（最高領袖）的毛澤東也可以就學術問題發表意見。當然事實上，毛對任何問題都毫無顧忌，為所欲言，誰也管不著他，他不許別人發言的事則不勝列舉。其次，毛澤東就曹操問題發的言，即肯定曹操，主張為曹操翻案，並無錯誤，沒有什麼不對。現如今，不要說對曹操這樣的歷史人物翻案，對康熙雍正乾隆這樣驕奢淫逸的皇帝老倌“重新評價”，實為極力讚頌，大加美化，都無不可，甚至對西門慶這類烏龜王八蛋翻案，都沒問題，毛澤東為曹操翻案又算得了什麼事呢？再次，如果說因為是毛澤東說話，郭沫若不應該跟進，這於理也說不過去。事實上毛澤東對許多問題都說過話，發表過看法。別的不說，單說魯迅，他就說了不少，作了很高評價。多年來不少人跟在後面加以闡述，加以發揮，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近年也有人加以“反思”），為什麼郭沫若就不能在曹操問題上，呼應毛的看法，著文寫戲闡釋演義毛的主張呢？不吭聲，反對，才是最好的態度嗎？這不僅不可能，也無必要。是的，郭沫若這一次確有些“應聲”“迎合”　，但也不應該籠而統之，概而論之。有意思的是，1927年大革命時期，郭沫若曾陪同出席蔣介石的一次公開演講，因蔣的聲音太小，臺下聽不見（當時沒有麥克風之類先進科技），時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即手持鐵皮製的喇叭大聲重複蔣的每一句話，後來他戲稱自己真正是做了“黨的喇叭”。但這一次，雖然是響應毛澤東為曹操翻案，但畢竟是一個學術問題，和那次做蔣介石的喇叭並不相同。特別是，他創作《蔡文姬》有他自己的生活經歷和生活體驗，融入了自己的命運和情緒。他自己就說：“我不想否認，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化了在裡面。”劇中情結“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一定會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可以說，“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也正因此，戲劇的演出取得巨大的效果。對此我們不應該忽視或低估。當然，戲中有些寫曹操的地方顯得牽強生硬，過於聯絡現實，太著眼為政治服務，確實不可取。

●二、《蘭亭序》真偽問題引發的“官司”

郭沫若在忙於政務和頻繁的社會活動之餘，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方面還保持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以歷史學家和文學藝術家的身份頻頻為文藝界和學術界貢獻出一些新的成果，給人們帶來一次次驚喜，除上述有著“迎合”色彩的“為曹操翻案”外，還有一些並不能看作迎合和緊跟的，這就是1965年提出《蘭亭序》帖並非大書法家王羲之所寫，而是別人依託的見解；還有即下一節要說到的《李白與杜甫》著作。此二者，和毛澤東也多少有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