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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局勢的形成，與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並沒有發生人們所希望的那樣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舞臺上，各種勢力仍然在進行著激烈的較量；在人們的思想領域中，也還在發生著不停的衝突和反覆。時局像一團撥不開的雲霧，籠罩著中國大地，也籠罩住人們的心。當時的中國真像一個發育不良的幼兒，正步履蹣跚地要走完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就在這個時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但“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語）也讓人們“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魯迅語）於是中國的革命者和先進分子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認識到有必要調整自己創導的主義，推行革命的新三民主義。

由此也可以說是掀開了中國革命新的篇章。

事實也迫使人不能不考慮辛亥革命以來的情況：政局的混亂，經濟的凋敝，尤其是北方軍閥的連年混戰，這一切使得中國的土地上硝煙瀰漫，哀鴻遍野。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更為鮮明和徹底的姿態參與並改寫著中國的歷史，使得更多的人們更深切地認識了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但是，五四運動總體說來乃是一次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要想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沒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不行，而只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也還是不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這是革命的規律和真理。作為革命的行動家和實踐家，孫中山先生除了繼續組織力量再行發動新的革命，此外不可能還有別的什麼選擇。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積極地準備著北伐，希望維護革命的成果，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他經歷了屢次的失敗和挫折，幾乎是在絕望之中，看到俄國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認真思考和總結之後，毅然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他本人及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於1924年，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中國共產黨才剛剛誕生了兩年多的時間，雖然不夠成熟，但畢竟代表著先進的力量，也承載著廣大人民的期望。從這次代表大會開始，國共兩黨形成了團結的力量，並且加強了對群眾的組織工作。黃埔軍校、農民運動講習所以及各種形式的政治講習班，就成為了革命骨幹的搖籃，而廣東地區也就成為了公認的革命的策源地。

熱氣騰騰的廣州“革命策源地”，既是由處在這裡的革命力量所造成，又反轉過來吸引著其他各地的革命者和熱血青年。且一批共產黨人如瞿秋白、惲代英、林伯渠、毛澤東等就聚集在這裡；而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也紛紛到這裡來，希望跟上時代的步伐，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在這裡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作用。

其中最有名的當數郭沫若、郁達夫、魯迅等人。這樣一來，廣州一時成為人才薈萃、革命氛圍熱烈的處所。它有如一束亮麗的陽光，穿透籠罩在中國上空的陰霾，給人們帶來無盡的喜悅和希望。而一些革命精英也正是在這裡結識，開始了他們的交往和友誼。

●二、南方的風

廣州市區的中心，有一處紅牆黃瓦、古樸莊重的舊建築——番禺宮，這是經歷了多少個朝代的知識分子心目中十分神聖的地方——學宮。

番禺宮始建於明代洪武年間，到現在已經有六百餘年的歷史。它和中國其他許多城市擁有的學宮基本相似，並無太大不同：綠樹掩映，水流環繞，館舍清幽。這在繁囂的市區，是一個難得覓到的處所。特別是那一彎細流，從牆外流到館內，在前院蓄成一泓清水，就是學宮特有的泮池。據說這是由春秋時期就傳下來的規矩。《詩經·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採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