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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是站在現實旁邊的觀察者、批評者。當人民發見“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當人民發見他們的公僕已經驕縱到無意顧慮到他們的感情和意見而一意孤行到底，熱烈的反抗狂潮將會代替冷靜的批評，排山倒海的民主、抒情時代也將會代替諷刺時代。

這是必然的，因為中國不能沒有民主，不能沒有詩。民主必然勝利，詩也必然勝利！

（原載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４　日上海《文匯報》）

《我們沒有新的歌手了嗎？》

聶耳是民族抗戰的歌手，在抗戰勝利後第一年紀念聶耳的死，原是帶著無限興奮的，但提起筆來依然是這麼沉重。

我想，這首先是因為我們所鼓吹的民族抗戰雖然不久成為事實，而且終於使敵寇屈服，但十年來的慘重犧牲並沒有使人民獲得真正解放，國家獲得真正獨立，相反的依舊是一團黑暗，遍地嗟傷。

我們應該引為光榮的合作——《義勇軍進行曲》（《風雲兒女》中的一支插曲）在抗戰前期已經被全國不願做奴隸的同胞們所熱烈傳唱，抗戰進行中更是不離廣大軍民之口。抗戰勝利後我們的民族任務轉入爭取民主、和平，我們這歌也被陶行知先生們改為《民主進行曲》。這是我們應該高興的。但是不該高興的一面是敵偽時代那些無恥的樂奸們，竟把這曲改來鼓吹當時他們所謂“和平救國”。尤其可惡的是早些日子中國法西斯英雄們又把它改成反蘇進行曲，利用在所謂“愛國遊行”。重慶某大報在遊行日的煽動性社評居然標題作：《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真是無恥之尤，也是我們那支曲子所蒙的絕大的不潔！

當然就在勝利的今天，我們民族依舊沒有脫離“最危險的時候”，我們依然要不顧一切犧牲，繼續前進，但是我們的犧牲卻是多麼重大啊，特別是在新音樂方面。聶耳之死已經是我們絕大的打擊了，接著黃自先生在上海去世了，張曙在桂林和他的愛女一同在敵機轟炸中殉國，任光在江南事變中做了慘烈的犧牲，鄭志聲病歿重慶——這一連串的悲哀的重壓夠新音樂界負擔了，萬不料連現役

作曲家的中堅洗星海兄也在由北歐歸國的旅途中作了不歸之客。

當然新音樂是群眾的音樂，它的發展原不建立在個別優秀作曲家身上。但真正群眾的音樂家，具備優秀天才和技術而又為群眾擁護的作曲家，在今天中國的新音樂界是多麼可貴啊！倘使“幹部決定一切”，而這些經過磨鍊的幹部是多難得啊！

我曾經參加過好些這樣的追悼會，我不止一次地用眼淚澆奠這些離我們太早的死者。我想，有什麼辦法留留他們呢？苦難的中國還需要他們，因為他們的聲音代表著人民的聲音啊。但他們留不住了。也不能再聽見他們的新的歌聲了。

新的歌聲是這樣的沉寂。如象劇壇演著舊的劇本一樣，歌壇也唱著舊的歌曲。

我們沒有新歌手了嗎？沒有人肯代表人民的聲音了嗎？人民沒有聲音了嗎？

在許多崇高的先驅者的感召下，在新音樂的優良的傳統下，在祖國現實的神聖要求下，多數新的民族歌手、民主歌手在不斷的養成，而且已經在出現了。日益覺醒的中國人民重新要求偉大的歌手，要求代表他們的呻吟、諷刺和怒吼的歌手，要求為和平、民主、團結建設的歌手。這要求是會被新音樂愉快答覆的，先驅者的靈魂不會在這些新歌手中復活的、擴大的。

我們將發見無數無數的新的聶耳！新的黃自，新的張曙、任光，新的洗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