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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邊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一點，他又跑遠一點。他又講到紅四軍對寧岡反水的群眾，是採取一系列辦法去爭取群眾回家。我當時聽了這些，印象是特別深刻的。這次直接接觸了毛澤東同志，使我對他更加敬仰。

這次會議正是我三十週歲時開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這次會議有王佐、袁文才兩人參加。他們曾是當地兩個綠林部隊的首領，已加入了共產黨。前委照顧他們的政治情況，把“六大”決議上關於爭取綠林部隊的策略，大意是爭取其群眾，孤立其頭子這一段刪去未傳達。這件事以後被袁文才發現了，出了亂子。

在會議期間，湘贛兩省反動軍隊，正在調整部署，準備“圍剿”井岡山。當時紅四軍還是草鞋單衣，冬服未解決，無鹽吃，每天三分錢的伙食也難解決，只有離開井岡山到白區打土豪才能解決。可是傷病殘人員無法安置，又不可能帶走，似此，勢必派隊留守。當時，四軍全部也不過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會更加單薄。為這些問題，四軍前委開會討論了多次，我也參加了這些會議。最後決定由紅五軍五個大隊約七八百人留守井岡山，並讓我任四軍副軍長，保護井岡山傷病員及一些家屬小孩。我知道這是一個嚴重而又危險的任務。我回去同代遠談了，他當時是五軍黨委書記，由他召集了五軍黨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我、鄧萍、李燦、賀國中，可能還有李光。討論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我們是來取聯絡的，任務已完成，應立即回湘鄂贛邊區，傳達“六大”決議。如果我們長期留在井岡山，就會影響湘鄂贛邊區的發展。一種意見是接受前委指示，保衛井岡山後方，使紅四軍主力安全脫離敵軍包圍，向白區發展。如果紅五軍不承擔這項任務，紅四軍離開後，湘贛邊區政權也可能受到損失，甚至搞垮。故我們應當承擔起來。第一種意見是大多數，第二種意見是我和代遠。我們說服了不同意見的同志，準備犧牲區域性，使主力安全向外發展。

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計劃轉移到敵後，也就是敵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隊，尋找戰機夾擊敵軍，以打敗敵軍的“圍剿”。他們從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進時，江西敵軍之謝文彬旅即尾隨紅四軍之後。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殲滅或擊潰該敵的。我四軍進至大餘、南康，遭受謝文彬旅襲擊，經贛南安遠、尋鄔向閩西南轉進了，這就完全脫離了井岡山。堅守井岡山的五軍，五個連分守五條路，成為孤軍奮戰了。

井岡山突圍

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的第三天，湘贛兩省白軍約十二至十五個團向井岡山合圍攻擊。“圍剿”井岡山之敵，湘贛兩省各為四個旅八個團。進攻時，湘敵只發現七個團；贛敵除謝文彬旅尾隨我四軍外，還有三個旅六個團，進攻時只發現五個團。似此，進攻井岡山之敵，全部兵力大約是十二至十四個團。每團平均以二千人計，當在二萬四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我以七八百人對上述敵軍兵力，敵優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重層圍攻三晝夜，我黃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陣地均被敵突破。我守黃洋界的李燦大隊（連），八面山之彭、李大隊（連）均被敵隔斷。

我和賀國中在茨坪集合了三個大隊、特務排及後方勤雜人員等五百多人，在敵重層包圍中突圍，如果不突圍，當然會全軍覆滅。但紅軍留下的傷病殘員、婦女、小孩一千餘人，要突出敵軍重層包圍，則部隊要在前面開路，又要在後面掩護，真是不容易。從井岡山主峰腹部的懸崖峭壁處，在獵人和野獸爬行過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敵軍第一層包圍。

時值嚴寒，天下大雪，高山積雪尺許，我的乾糧袋炒米丟失了，我不願別人知道，兩天未吃一粒米，飢餓疲乏，真有寸步難行之勢。可是槍聲一響，勁又不知從哪兒來的。在爛草田擊破敵軍阻擊小部隊，算是突破了第二層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