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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構成了近幾百年中國歷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紀的有關努力能夠與之相比。＇45＇

斯科特《國家的視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現代國家的那些出於良好用意而設計的專案，為什麼導致了那麼多的“失敗”和“悲劇”？從這種角度看來，乾隆時期的上述努力，豈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46＇

也許，缺乏對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瞭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紀的糧政事件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特別是最後二十五年）的相關問題。

八、議改土地制度

乾隆初年，在政府權力擴張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標之時，出現了對於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討論，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問題是中國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儘管從宋代以來政府已很少干預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黃宗羲等主張恢復井田，說：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復”；李塨主張“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並著重研究了從地主手中“收田”的具體方法等問題。＇47＇但似乎未能對實際政治發生直接影響。倒是滿人在佔領遼東以後，曾經計口分田（一男均給六晌），且對內地“富人多佔土地”，窮人“沒有土地”，“乞食身無一物”的現象頗有指摘。＇48＇

雍正年間，政府曾在旗地上設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請限田額，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見，說：

“……（限田之說）本之漢儒，而審時度勢，萬不可行。蓋井田既廢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貧富不可強而同。新莽以天下田為王田，禁民不得賣買，遂致民困思亂。西晉以降有行之者，而廢壞相踵。他如柴世宗、宋太宗皆欲行均田之法，而田卒未嘗均。凡此言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者，皆不得據為施行之證。故黃義剛問限田於蘇軾，而軾以為戲論。前人豈無復古之意？正之奪富予貧為拂人情而違土俗，莫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

並指出實行限田的實際困難：

“況我朝承平日久，戶口殷繁，州縣田畝俱有定數，如江、浙等省地狹人稠，必令人各五十畝，安得如許之田？即川、陝等省似乎土滿，而以人計地，亦不能各足五十畝。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難，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貧民各置五十畝之數。此無論田多之人花名詭寄，諸弊叢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無違，而現在貧民未有置產之資，反失佃種之業，轉致失所，勢有必然，……為害甚大，決不可行。”＇50＇

有了二十世紀以來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土地制度的改變是一件多麼艱鉅的事情，而僅就限田而言，實行起來也確有很多問題難以解決。但高宗對王大臣等意見，並不以為然，諭：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處分，恐阻人進言之路；且伊所敷陳者，尚有直贛之氣、近理之語，……使此等之言，時聞朕耳，以補朕之遺忘，亦未為不可，……”＇51＇

對改變田制的議論，不但不願處治，言下之意還頗為嘉許。因此在這之後，仍不斷有議論田制的意見出現。直至乾隆八年，漕運總督顧琮奏請實行限田，“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爭於上前，無所撓挫”，高宗諭：

“朕深知此事，名雖正而難行，即去年盛安均田之說也。因示諭雲：爾以三十頃為限，……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則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戶，何益於貧民？……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並令各督撫知之。”＇52＇

“名雖正而難行”一語，正道出了高宗的矛盾心情。於是也就像其他的眾多問題一樣，把它擱置、留給了後人。

其後湖南巡撫楊錫紱談到這一問題說，米貴民貧，原因之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