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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兩個詞——至少按照阿弗納的理解是這樣——描述了因地理位置不同形成的品質,也描述了因精神狀況不同形成的品質。加里西亞位於古老的奧匈帝國最東部的波蘭省,繁衍了排外、腐敗、自作聰明、狡詐、低賤的猶太人。不可否認的是,加里西亞人也聰明、足智多謀、堅決果敢。這一點,阿弗納不否認。他們也有很強的幽默感。就個人而言,他們勇猛無畏,對以色列也全身心投入。但是,他們總是詭計多端,對好的東西一無所知。他們欺騙,撒謊,現實,缺乏信念。他們像膠水那樣黏著對方。他們常常使用的詞彙是“照顧好自己”或者“麵糰布丁要均分”之類。當然,這些人並不是全都來自加里西亞。但是,如果他們有這些特性,他們就是加里西亞人。
“野客”主要來自德國或其他西方國家。阿弗納的父母就是這樣。但無論他們來自哪裡,他們都有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他們被其他猶太人同化了。他們沒有居住在猶太人居住區。他們幾乎沒有被獵取的動物那種求生的本能,那種加里西亞猶太人為了生存養成的惟利是圖的天性。“野客”彬彬有禮、守時有序、乾淨整潔。他們家有藏書,他們聽古典音樂。更重要的是——由於有些加里西亞人也讀書,也聽音樂——“野客”對歐洲文明的看法與他們截然不同。他們希望以色列成為猶太人的斯堪的納維亞,有許多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曲子,有許多藝術館展示倫勃朗的藝術作品。
“野客”對公民道德也有不同的看法。在緊缺時代,他們希望什麼東西都定額供應,然後井然有序地排隊去獲得。他們隨時準備接受命令,或者釋出命令,而不是讓別人來組織安排,投機取巧。他們也許有點自負,但守時有序。在“野客”居住的偉大的那海瑞亞市,他們建造的一排排樓房,整潔有序,毫不雜亂。在很多方面,他們比德國人更像德國人。
阿弗納知道加里西亞人的宗族意識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他們只顧自己——這個非常實際的詞彙“自己”意指東歐的猶太人,主要指波蘭人,也許還有俄國人。他們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圈子。最好的工作,最好的機會都被他們得到了。集體農場的領導權在他們手裡——似乎永遠在他們手裡。在應該送誰的孩子上醫學院這樣的問題上,當然分數和年齡都沒關係。在這樣的問題面前當然非常民主:集體農場開大會投票決定,但是,最後得到這個機會的人肯定是加里西亞人。
不管是否準確,這種看法——或者如阿弗納所說的覺悟——在農場時漸漸形成,而且越來越強烈。入伍以後,他一直持這種看法。在以色列,掌權的都是加里西亞人,其他猶太人——德國人、荷蘭人或者美國人——掌權的很少。如果加里西亞人想得出辦法的話,東方猶太人幾乎沾不上邊。
阿弗納持這種看法並不是說他感到沮喪、生氣或者委屈。相反,他要跟他們競爭。他要在加里西亞人自己的遊戲中打敗他們。他要成為一個無可匹敵、鶴立雞群、戰無不勝的人,最終成為眾人之首。也就是說,戰勝加里西亞人,戰勝集體農場的農民。無論他們有多麼聰明、多麼偉大、多麼堅決、多麼厚顏無恥,他都要打敗他們。
也許要步父親的後塵了。
對一個沒有希望取勝的人來說,要被以色列接納,只有一個辦法。即使對一個在內心裡覺得只有在法蘭克福才更像在家裡的“野客”來說,也是這樣。這個辦法就是成為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一個身處險境的哈茲翁,一個力挽狂瀾的荷蘭小男孩。
直到1964年,也就是阿弗納在集體農場的最後一年,他才發現父親是個秘密間諜。實際上沒人告訴他。如果有人告訴他,那個詞也不是“間諜”。他母親也許說過,你爸爸在為政府工作。別人說的時候,很可能會不自覺地把聲音降下來:噢,你知道他在給誰做事嗎,給“穆薩德”。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