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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滿心困惑、讀不懂此書的學生們帶來一點心靈寬慰。不過在某一天，在某個市場的書攤上，他買到了一本阿爾？法拉比（Abū　Na？r　al…Fārā逼，當時另外一位思想家）所寫的分析亞里士多德作品的書，讀了之後他恍然大悟。“我欣喜若狂，”伊本？西納寫道，“第二天以感激真主之心向窮人慷慨施捨。”

另外還有來自印度的資料，包括用梵文寫成的科學、數學和天文學著作。整理加工這些著作的是一位叫穆薩？阿爾？花剌子模（Mūsā　al…Khwārizmī）的學者，他提出了一個被認為是最簡潔的證明零這一概念存在的數字理論。這些著作的引進讓代數學、應用數學、三角學和天文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天文學的發展還受到實際需求的推動：人們需要知道麥加所處的方位，這樣禱告才不會出錯。

學者們不滿足於收集和研究四面八方的資料，他們還在文獻翻譯中找到了樂趣。“印度的文獻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希臘人的智慧也被譯了出來，還有波斯的文學，也（被我們）翻譯了，”一位學者寫道，“這讓一些作品增色不少。”他覺得阿拉伯語是一種非常精緻的語言，幾乎不可能翻譯成其他語言，他為此感到十分可惜。

可以說，這是一個黃金時代，一個能夠由像金迪（al…Kindī）這樣的智者來引領哲學和科學發展的時代。這一時期的女性也不甘落後，比如公元10世紀的著名詩人拉比？巴爾基（Ra逼？a　Balkhī），今日阿富汗喀布林的一所婦女醫院就以她的名字命名；還有馬赫薩緹？甘伽維（Mahsatī　Ganjavī），她的波斯語作品清新流暢、極富趣味。

在伊斯蘭世界被革新、進步和新觀念充斥的同時，歐洲基督教世界卻低沉萎靡，在資源缺乏和靈魂枯竭中苦苦掙扎。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一直對學術研究深懷敵意。“人們總是為求知而求知”，他以輕蔑的口氣寫道，“其實那些知識對他們來說毫無用處。”用他的話來說，求知慾其實就是一種病態心理。

這種對知識和學術的蔑視讓穆斯林學者深感困惑，因為他們都是托勒密、歐幾里得、荷馬和亞里士多德的崇拜者，並對他們的理論深信不疑。歷史學家馬蘇迪（al…Mas？ūdī）寫道，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科學曾經相當繁榮，但後來他們接受了基督教，於是他們“清除了（學術的）成就、傳統和道路”。科學被信仰擊敗。

這幾乎和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完全相反：當時的激進主義者並非穆斯林，而是基督徒；當時那些思想開放、求知慾強、慷慨大度的智者都在東方，而不是歐美。正如一位當時的一位作家所說，在涉及到非伊斯蘭世界的時候，“我們不願將其寫進書中，因為他們根本不值得花筆墨描述”，那裡是知識的荒漠。

文化的啟蒙和發展同樣惠及了少數派的宗教及文化。在穆斯林西班牙地區，接受統治的當地人被允許將西哥特（Visigothic）的建築風格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延續下去。我們還可以從蒂莫太（Timothy，8世紀末9世紀初東方教會巴格達教區教主）的書信中瞭解到基督教高層人士與哈里發之間的愉快交往和私人關係，以及基督教得以向印度、唐帝國、吐蕃和草原部落傳遞福音並取得重大成果的情況。北非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基督教社群和猶太教社群不僅得以生存和發展，甚至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後的多年間仍呈繁榮趨勢。

不過人們很容易被這些景象所誤導。要知道，儘管在宗教大旗下呈現出一派和諧氣象，但伊斯蘭世界內部仍存在激烈的分歧。公元10世紀90年代起出現了三股主要政治勢力：一股集中在科爾多瓦（Córdoba）和西班牙；一股在埃及和尼羅河上游；還有一股位於美索不達米亞和阿拉伯半島大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