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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英勇奮鬥，最後被統治者殺害。面對革命者的壯烈犧牲，許多群眾持冷眼旁觀的麻木態度，有的還議論：“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嗎？”“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裡，還要勸牢頭造反”……。一個農民為封建迷信思想所驅使，競用熱饅頭去蘸烈士的鮮血，做為兒子治療肺癆病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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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方的亞當夏娃重寫出生證（5）

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各階級、階層狀況，以及知識分子本身固有的傳統弱點，使得他們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和實現現代化，初登政治舞臺，就塗上一層濃濃的悲劇色彩。著名的知識分子譚嗣同，為變法維新而血灑京城時，慨嘆：“有心殺賊，無力迴天”。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悼念犧牲的戰友劉道一賦詩云：“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從康有為看近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1）

初登歷史舞臺的近代知識分子們，成立“強學會”、“保國會”等各種組織，在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而又面臨重重危機的中國，第一次高揚自由、平等、民權、立憲的旗幟，大力宣傳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發動了戊戌變法維新運動，推動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他們之中產生了一批叱吒風雲、永垂青史的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等。然而歷史給予他們的機遇並不算長，其中一部分人很快角色轉換，由改革維新的領袖、旗手、先鋒，轉換為守舊、保皇、成為歷史繼續前進的落伍者。如何認識這一現象，不僅關係到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第一代人的評價，而且成為如何認識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重要環節，值得進一步研究。

1、由維新派旗手到保皇黨領袖的康有為。

康有為，廣東省南海縣人，1858年生於一個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過正宗的儒家教育。22歲那年到過香港，此行使他“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制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複閱《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　。此後，學習了不少西方政治理論書籍和自然科學技術知識，思想逐漸有了變化。1884年開始編寫《人類公理》一書，後改名為《大同書》，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影響久遠的名著。《大同書》為世人勾畫了一幅“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生產力高度發展，一切生產勞動皆用機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勞”，工人地位最高，“工最貴，人之為工者亦最多”，既是工人，又是“學人”。

康有為一方面靠著書、寫文章、辦學講學，宣傳他的思想主張，一方面利用進京趕考等機會，先後七次上書光緒皇帝，主張變法改革。其中一次，由他起草，發動並組織有一千多應考舉子聯名上書皇帝，即有名的“公車上書”。後來，曾參與聯名上書的舉子們惟恐惹亂子而妨礙自己的功名，紛紛散去時，康有為又不顧風險，以個人名義上書皇帝。上書到達光緒皇帝手中，得到認可。1898年6月的一天，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委以“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遂後頒佈法令，實行變法維新。變法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的反對，再加上維新派本身指導思想和策略上的失誤，推行百日，即宣告失敗。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梁啟超被迫出走日本，許多人被捕或被罷官，其中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君子，血灑京城，為實行變法付出寶貴的生命。

百日維新失敗以後，不少維新派擁護者，看到依靠皇帝搞君主立憲的一套行不通，遂轉向革命，積極參加